宋朝第一奸臣，不是秦桧，也不是蔡京，他们档次太低，第一奸臣应该是司马光。秦桧再坏，无非是害死了岳飞，给金国当狗。蔡京再贪，也不过是搜刮民脂民膏，哄着宋徽宗画画写字。这俩人毁的是大宋的面子，可司马光，他毁的是大宋的根子。他凭着一肚子圣贤书和一副硬脾气，把王安石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全给折腾光了，硬生生把大宋推进了火坑。就这种人，偏偏还落了个千古美名，你说气不气人？
司马光刚咽气，旧党那帮人就开始忙着给他修祠堂、写挽联、编文集。可汴京城里卖炊饼的老汉不识字，他只知道一件事——去年免役法废了以后，两个儿子被拉去修黄河，一个死在工地上，另一个回来时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听说司马相公死了，也没哭，只是把擀面杖往案板上一砸，说了一句：“死晚了。”
但真正让司马光这笔账彻底翻过来的，不是百姓的怨气，而是一封从河北路一个叫李家庄的小村子递上来的诉状。递状子的人叫李二，是个瘸腿的庄稼汉。元祐二年春，差役法复行的第一个农忙季，县衙的弓手冲进他家，把他家唯一的壮劳力——他十六岁的儿子，用铁链锁着拖走了，去给官道上砍树清路。李二拖着瘸腿追了十里地，儿子回头喊了一句“爹，我饿”，就被鞭子抽得闭了嘴。
李二没去开封府，他去的是当年青苗法贷过钱的农户家。他跛着脚走了九个村子，找了三十七户人，凑了一麻袋的借据和地契，最后站在了御史台门口。他没喊冤，只把麻袋往地上一倒，说：“司马相公锁了青苗钱，我们借了高利贷。司马相公复了差役，我儿子去修路。我想问问，司马相公保的万世纲常，到底保的是谁家的纲常？”
御史台没人敢接。但消息传到了高太后耳朵里。高太后沉默了很久，召来司马光的门生，问了一句：“司马光废新法时，可曾算过，大宋有多少个李二？”门生答不上来。
高太后没撤差役法，也没把青苗钱本重新解封。但她在元祐三年下了一道手诏，说“差役之复，本欲宽民，然州县奉行失当，致有违扰”。手诏措辞温和，下面的人却读懂了。河北路转运使立刻上奏，说秋收在即，请暂停征发民夫。高太后准了。
李二把儿子领回了家。儿子瘦了一圈，但能走能扛。李二没笑，他把那张从御史台退回来的麻袋重新系好，塞进房梁上。村里人问他为什么不扔，他说：“留着。等将来有人再说司马相公是好官，我就拿下来给他看。”
这话传到旧党文人耳朵里，有人嗤笑，有人摇头，说一个瘸腿农夫懂什么朝堂大局。但李二不在乎。元祐五年，他送儿子去当了厢军——这次是自愿的，因为有军饷。他给儿子缝了双新鞋，在鞋底纳了四个字，没告诉任何人是什么。
五十年后金兵南下，汴京陷落。一个金军百夫长在皇宫库房里翻出一摞蒙尘的札子，最上面那份盖着司马光相印，开头写的是“请尽罢新法以安国本疏”。百夫长不识汉字，随手扔在地上，踩着它去翻别的宝贝。札子被踩进泥里，纸边卷起，露出夹层中一张泛黄的诉状抄本——正是李二当年递上去的那份。
抄本末尾有一行墨迹已淡的小字，是当年某位文书随手记的。写的是：“元祐元年冬，司马相公薨前三月，曾问及河北差役事，闻有民怨，默然良久，曰：‘民怨可抚，法不可留。’”
没人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但李二家房梁上那个麻袋，一直挂到他的孙子辈。金兵过江那年，李二的孙子带着麻袋南逃，半路被乱兵冲散，麻袋掉进了河里。袋里的借据和地契泡了水，字全花了，只剩一张没散的硬纸，上面是李二当年找人写的一行字：
“我儿修路，司马相公说是为万世。万世是谁的世，我活到死也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