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坚持定都南京？
他把手里的文件轻轻合上，目光越过窗户，落在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上。南京冬日的湿冷，比北方更难忍受。助手站在一旁，手里还拿着一份刚从北京发来的密电，内容无非是袁世凯再次催促南下就职。
“大总统，”助手的声音很低，“袁项城说北方局势不稳，军务繁忙，一时难以抽身。他提议……就在北京举行就职典礼。”
孙中山站起身，没有立刻回应。他走到地图前，手指从北京缓缓滑到南京。武昌首义的第一枪，是在这里打响的；临时参议院在这里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临时约法》也是在这里颁布。这座城市，浸透了革命最初的体温。而北京，那是帝制盘踞了数百年的巢穴，墙缝里都渗着旧官僚的黏腻气息。
“回复他，”孙中山转过身，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新生的共和国，必须在新的首都开始。这是原则，不容谈判。”
密电发回北京后的第三天，孙中山亲自去了一趟紫金山。山路崎岖，他走得很慢。站在半山腰，俯瞰金陵城廓，江水如带。他想起了去年率众祭拜明孝陵的情景，那篇祭文明太祖的文稿，是他亲手所拟。“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朱元璋的誓言，与同盟会的纲领何其相似。将国都定于此地，就是要向天下宣告：驱除鞑虏的使命已经完成，一个全新的中华正在此奠基。
然而，山风凛冽，吹得他大衣猎猎作响。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南京的弱点——历史上以此为国都者，多为偏安。洪秀全的天京，不就是前车之鉴吗？真正的雄心，应当北望中原，控驭四方。他心中理想的都城，或是居中驭远的武昌，或是根植历史的西安，甚至是远在西陲、可作为欧亚大陆桥头堡的伊犁。这些思量，他曾写入《訄书》。
可眼下，理想必须向现实让步。袁世凯的北洋军像一张巨大的黑网，笼罩着整个北方。若让他留在北京，无异于纵龙归海，革命党人辛苦得来的共和成果，顷刻间就可能被其旧部势力吞噬殆尽。南京，至少是革命党人力量相对集中的地方，是能将袁世凯调离其老巢的“客位”。在这里，至少在形式上，还能用《临时约法》这纸文书，试图框住那头已然蠢动的北方之虎。
又过了几日，北方的回复来了，措辞恭顺，却绵里藏针。袁世凯同意南下，但又称前线军情紧急，需稍缓时日。这“稍缓”，便再无确期。
孙中山站在总统府西花园的暖阁里，看着窗外开始萌芽的柳枝。他知道，时间不在自己这一边。谈判的筹码，正随着北洋军的稳固和外国列强的暧昧态度，一点点流失。他坚持定都南京，像握住一把沙子，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
最终，历史的走向偏离了他的预设。袁世凯凭借军事实力和政治手腕，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调虎离山”之计，未能实现。那张他寄予厚望的《临时约法》，后来在袁世凯手中，也不过是一纸可以被轻易撕碎的文书。
许多年后，当孙中山病重弥留之际，他留下的遗嘱中，有一项是关于身后事的：“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他终究没有选择魂归故里广东香山，而是选择了南京。或许，在那最后的时刻，他望见的，仍是那个冬天，他站在紫金山上所见的、象征着革命起点的金陵烟雨，以及那份虽未如愿、却竭力试图锚定共和国航向的固执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