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四届人大常委三次会议上，华国锋郑重宣布：“按毛主席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74年，中央筹备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大家都认可邓颖超的能力与威望，政治局开会讨论，有人提议安排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份提议上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完，写下手令，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出任这个职务，这份批示，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毛主席生前定下的安排。
 
那时候周总理身体已经很差，还专程去长沙，和毛主席敲定四届人大整套人事方案，回到北京之后，其他所有人事安排都按批示落实，唯独邓颖超的这份任职，周总理悄悄压了下来，毛主席的那份手令，就安静收在西花厅办公室抽屉里，没有对外公布，外面几乎没人知晓这件事。
 
说白了就是周总理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借着自己的身份，给邓颖超安排高级职务，他一辈子严于律己，也要求家人亲属不能沾半点特殊，邓颖超明白周总理的心思，没有半点怨言，安心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没有主动去争取这份职务。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顺利召开，公布了完整的副委员长名单，名单里没有邓颖超，参会的不少老同志心里清楚，之前有过这份人事提议，大家都懂，是周总理把这件事压了下来，这份已经得到毛主席同意的任职安排，就这样搁置，一晃就是两年时间。
 
1976年1月，周总理离世，工作人员整理西花厅遗物，打开抽屉，才发现当年毛主席同意邓颖超任职的那份手令，这件尘封两年的安排，才重新被大家看见，之后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开始重新考虑这份搁置已久的人事提议。
 
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持续到12月2日，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向参会的常委会委员说明情况，郑重提出，按照毛主席生前同意的安排，增选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会场内一片安静，委员们听完说明，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会议表决顺利通过这项决定，会议同时写明，这次增选结果，需要等到下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再正式追认，会议结束之后，不少熟悉内情的老同志私下议论，都说这是一份迟到两年的任命。
 
大家心里都明白，不是邓颖超不配这个岗位，恰恰相反，她早年投身革命，历经无数风雨，在群众里威望很高，这份职务早两年就已经获批，只是周总理出于自律，不愿亲属身居高位，才把这件事压了下来，邓颖超本人，始终尊重周总理的决定，没有半句抱怨。
 
得到任命之后，邓颖超很快走上岗位，扛起人大相关工作，认真处理各项事务，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这次大会正式选举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完成了当年会议上约定的追认流程，之后她还陆续承担多项重要工作，在妇女工作、对外交往、对台工作等方面，付出大量心血。
 
回看整件事，没有复杂的纷争，全是老一辈革命者的风骨，毛主席认可邓颖超的能力，愿意托付重任，周总理坚守原则，不搞亲属优待，邓颖超淡泊名利，服从大局安排，一件推迟两年的任命，把这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胸襟，清清楚楚展现在后人眼前。
 
几十年过去，这段往事慢慢被更多人知晓，大家谈起这件事，感慨的不只是一份职务任命，更是老一辈人公私分明，不谋私利，一心只为国家和百姓做事的那份初心，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提起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依旧满怀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