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已经按党中央决定开始为自卫反击作战做准备，张震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不同意见。1979年，他建议把作战时间往后推迟1个月。
1979年1月，张震到广西检查战备工作，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部队已经集结，官兵参战积极性很高，但部分基层单位的训练水平，尚未达到临战要求。
回京后，他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将原定作战时间推迟一个月，集中解决训练不足的问题。军委经过研究，决定把行动时间调整至2月中旬。
当时中越边境局势紧张，部队正在抓紧备战。张震为什么坚持争取这一个月？
答案藏在他检查过的一组数字里。
一个新扩编的连队共有108名战士，其中57人是新兵。全连只有32人进行过进攻战斗训练，班防御战术尚未组织系统学习，更谈不上熟练掌握。
这样的部队，能够迅速完成集结，却不等于已经具备充分的实战能力。
张震对此有清醒认识。他经历过长期战争，知道战场上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完成动员当成完成准备。
1978年下半年，中越关系持续恶化，边境摩擦不断增加。越南当局推行地区扩张政策，同年12月又大规模出兵柬埔寨，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1978年11月，中央军委研究中越边境形势，认为有必要采取自卫还击行动。随后，有关会议进一步明确作战安排，同时确定行动应当有所节制，达到预定目标后撤军。
作为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参加了相关会议。他负责的重要任务，就是确保前线需要的装备、弹药和物资能够及时供应。
问题很快出现。
据《张震回忆录》记载，当时部分库存弹药质量不佳，手榴弹约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爆炸。一些仓库还存在弹药批次混杂、验收不严、保管不善等情况。
这意味着，即使物资按数量运抵前线，也未必全部具备使用条件。
张震立即要求军械部门组织检查，对存在问题的弹药限期修复，数量不足的抓紧补充生产。
不过，军械问题可以集中整改，官兵的战术能力却不能靠增加装备迅速解决。
1979年1月，张震前往南宁，深入部队检查。他看到，许多已经确定转业的干部主动要求参战，一些病休官兵也提出提前归队。
参战热情毋庸置疑，训练差距同样不能忽视。
不少新兵缺乏完整的战术训练，部分基层单位对作战对象研究不足。越南北部山地较多，道路条件复杂，部队进入战场后，行军、协同和补给都面临考验。
张震建议，各参战师建立训练场，按照作战任务分批开展针对性训练。
随后，他正式提出延迟一个月作战的意见。中央军委接受建议，把这段时间用于加强临战训练。
这次调整并不是改变军事行动的目标，而是让作战计划与部队实际能力更加匹配。
张震的意见还有一层现实意义。经过多年和平建设，部分基层部队缺少近期实战经验，新老官兵的训练水平并不均衡。面对复杂作战环境，不能仅凭过去的战绩判断现实战斗力。
1979年2月17日，中国边防部队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展开自卫还击作战。
东线由许世友指挥，西线由杨得志指挥。参战部队随后攻占高平、老街、谅山等重要地区。
战斗展开后，后勤保障随即遇到新的困难。
部队进入越南境内，野外做饭不便，干粮消耗明显增加。有关部门最初提出由部队自行炒米、炒豆解决。
张震认为，这种办法难以充分满足作战需要，于是组织筹集压缩干粮，尽快送往前线。
战后有关统计显示，此次作战平均每天消耗的油料约为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8倍，弹药约为6倍。
保障压力远远超出以往经验，也说明军队现代化不能只关注武器更新，运输、供应和管理同样需要改进。
3月5日，中方宣布开始撤军。3月16日，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历时28天的自卫还击作战结束。
197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确认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已经完成撤离。
这次行动达到了中方预定的军事目标，同时也暴露出基层训练、战术协同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不足。
张震提出延迟作战的建议，正是在这些实际问题面前作出的判断。他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战备报告上，而是通过走访基层、检查装备、核实数据，指出了影响部队作战能力的具体短板。
一个月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却能让部队多完成一轮必要训练，多排除一批装备隐患。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防建设也面临从传统经验向现代化要求转变的重要阶段。
张震争取的这段准备时间，留下了一条值得重视的经验：军事决策既要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也必须尊重客观条件和战争规律。
旧有经验正在接受检验，新的建设方向逐渐清晰。一个时代的军事观念开始转变，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也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