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央急调一位重要干部回延安。毛泽东连发三道严令：带电台、配武装、选精兵！还专门电令前线将领查清沿途敌情，撂下狠话——“路上没保障，绝不准动身”！
队伍在延安休整了几天，但“胡服”——刘少奇——没闲着。他白天跟中央领导开会，晚上整理一路带来的文件材料。那些文件里，有华中根据地的工作报告，也有沿途各根据地的调查记录。材料铺满了半张炕，警卫员进来送水，都找不着地方放。
黄金交到边区银行后的第三天，行长亲自来找刘少奇。行长说，黄金成色很好，数额也大，这下能解不少急。刘少奇放下笔，问：“山东的同志交黄金的时候，有没有带话？”
行长想了想：“带了一句。说这是老百姓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交给中央，他们心里踏实。”
刘少奇点点头，没再说话。等行长走了，他对警卫班长说：“山东的百姓苦，这些金子来得不容易。咱们走这一路，吃的用的，也都是沿途百姓凑的。”
警卫班长说：“可不是嘛，过微山湖那会儿，老乡把藏的地瓜干全塞给我们了。”
刘少奇走到窑洞门口，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延安比路上热闹多了，但他总想起那些黑夜里赶路的日子，想起那些连面都没看清、就在危险地带给他们带路的老乡。
几天后，中央开会讨论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刘少奇把沿途看到的情况都讲了。讲淮河边的村子被日军抢得只剩空壳，讲微山湖的渔民连条完整的渔船都没有，讲鲁西的老百姓吃掺着糠的窝头。他说，各根据地都在咬牙支援中央，但咱们不能光伸手拿，得想法子让他们也喘口气。
会后，毛泽东把他留下来，两人沿着山坡走了一段。毛泽东说：“你带回来的情况很实在。金子重要，但这些实际情况更重要。咱们的政策，得贴着地面走。”
刘少奇说：“一路走下来，我有个感受。老百姓不怕苦，怕的是看不到头。咱们每到一个地方，得让他们觉得，苦是暂时的，往后有盼头。”
“这话对头。”毛泽东停下来，点了一支烟，“你这次回来，路上几道封锁线，都摸清楚了吧？”
“清楚了。华北的封锁线比预想的密，但空隙也有。主要靠当地交通员，他们熟。”
“那好，”毛泽东说，“这批交通员的名字，你都记下。以后建立秘密交通线，他们是骨干。”
时间转眼到了开春。七大要准备的报告，刘少奇已经写了好几稿。但他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有天傍晚，他让警卫班长陪着，去了趟延安的被服厂。
被服厂里都是女工，正在赶制夏装。机器声嗡嗡响，没人注意他们进来。刘少奇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问警卫班长：“路上给我们赶棉衣的那些大娘大嫂，她们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警卫班长说：“肯定还在忙。老百姓嘛，总也闲不下来。”
回去的路上，刘少奇走得慢。警卫班长知道他在想事情，也不打扰。快到家时，刘少奇突然说：“咱们能走到延安，是无数人用脚、用肩、用命铺出来的路。以后不管走到哪一步，都不能忘了这些铺路的人。”
七大召开前夜，刘少奇把报告最后看了一遍。他在里面加了一段话，是关于党群关系的。写的时候，他眼前闪过的不是理论，而是淮河边的芦苇荡、微山湖的小船、煤道里沉重的脚步声，还有黄河水上漂浮的冰凌。
第二天上台做报告，他语气平稳，一条一条讲得清楚。台下坐满了人，有些是熟面孔，更多是生面孔。他知道，这些生面孔里，有不少是像他一样，穿越了封锁线才来到延安的。
讲到最后一部分，他提到了那次旅程。他没有细讲危险，也没提黄金，只说：“我们党就像一支队伍，从四面八方往一个地方走。有人走大路，有人钻山沟，有人倒在了半道上。但只要方向不错，总能走到一起。”
报告做完，台下掌声响了很久。回到座位上，旁边的人低声说：“你讲得很实在。”
刘少奇笑了笑。他想起离开华中那个村庄的早晨，他蹲在路边抓的那把湿土。土是软的，但抓在手里，能感觉到里面藏着来年春天的力气。
路还长，但第一步，总算走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