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伟人说：我的接班人有三个，第三个是恩来——但他有个“弱点”……这个弱点，让他累死了自己，却撑起了整个新中国。
周恩来坐在回西花厅的车里，指尖在膝盖上轻轻叩着。车窗外是北京三月的夜晚，清冷，安静。主席的话还在耳边。他知道，“弱点”是指什么。
第二天一早，农业部送来一份东北春耕物资调配的紧急请示。按照以往，他会立刻召集相关部委开会，逐项核对数字。这次，他拿起电话，接通了负责农业的副总理。“东北的情况我看到了，”周恩来说，“你全权处理。原则只有一条：确保春耕不误农时。处理结果，报我备案。”
对方明显愣了一下，才答道：“是，总理。”
挂断电话，周恩来在文件上签了“请某某同志负责”，便将它放到了一边。桌角，那份关于西北工业布局的规划草案原封未动。他看了一眼，叫来秘书：“计委那边有进展吗？”
“草案初步形成了，等您审阅。”
“不审阅。”周恩来平静地说，“请他们派两位主要起草同志，下午三点过来一趟。不讨论草案细节，只谈两个问题：国家为什么要在西北布局工业？布局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下午，两位计委的同志来了，带着厚厚的材料。周恩来没有让他们展开文件。“我们就坐着聊聊，不要念稿子。”他说，“用你们自己的话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谈话进行了四十分钟。周恩来多数时间在听，只在关键处追问一两句。最后，他说：“好。思路是对的。具体方案，你们按这个思路继续做。下周一，把最终草案直接报送中央书记处。”
两人离开时，彼此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神。这意味着，总理不再逐字修改了。
几天后，一场重要的外交会议前，礼宾司司长匆匆赶来，面露难色：“总理，对方临时增加了两位随行人员，座位顺序和接待规格都要调整，您看……”

以往，周恩来会亲自调整座次表。这次，他看了看表长焦急的脸，说：“你是礼宾司长，这类突发事件的处理章程，你应该最熟。按章程和外交对等原则去办。调整方案，你决定，我签发。”
司长仿佛获得了某种授权，挺直了背：“是！我马上去办。”
夜里十一点，周恩来批阅最后一份文件。那是一份关于某地方工厂安全事故的调查报告，结论含糊，责任不明。他拿起笔，习惯性地想在空白处写下详细批示。笔尖触到纸张的一瞬，他停住了。
他按下了呼叫铃。秘书应声而入。
“把这份报告退回该部委。”周恩来说，“请他们重新调查。告诉他们，我要的是‘原因’和‘责任’，不是‘情况’和‘注意’。三天后，重新报来。”
秘书拿起文件，注意到总理没有像往常那样，亲自列出调查要点。他犹豫了一下：“总理，是否需要提示他们重点查哪几个方面？”
周恩来摇了摇头，声音有些疲惫：“如果他们连事故需要查清原因、分清责任都要我提示，那这个部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让他们自己想。”
秘书出去后，周恩来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桌上，那份西北工业规划的最终草案已经送走了。他签了字，没有改动一个字。松开手，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不是轻松，而是一种更沉的责任：你选择的舵手，必须真的能掌舵。
他依旧忙碌，依旧在无数深夜亮着灯。当一位年轻的技术员因为紧张而在汇报中说错了数据，他依然会温和地递上一杯水，说：“慢慢讲，是我事先没有帮你把材料准备得更充分些。”他没有，也无法改掉那个总想替人扛一扛的“弱点”。
但有些船，他开始让别人去划了。那盏灯，在无数个长夜里，依然亮着。只是灯下那份必须由他亲自掌舵的文书，少了一些。他把省下的这点力气，全部留给了下一个必须由他亲自面对的、惊涛骇浪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