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韦国清建议把广西省会迁到柳州，毛主席笑着反问道：“照你这么说，北京位置也很偏，是不是应该搬到兰州或青海去呢？”
韦国清站在地图前，手里的铅笔在柳州的位置点了点。他连夜准备的报告摊在桌上，上面列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柳州工业产值、铁路运输吨位、到各地区平均距离……南宁那栏却几乎空白，只写着“边陲”“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他把报告推到毛主席面前，等着答复。
毛主席拿起报告，一页一页翻过去。翻到最后，他放下纸张，看向窗外。南宁的冬夜湿冷，远处隐约传来施工的声音——那是刚开工的邕江大桥工地。“你说柳州是中心，”毛主席转回头，“可中心是算出来的，也是打出来的。”他走到地图前，手指从南宁缓缓划向北部湾的海岸线，“这里往前一步是国门，退后一步是腹地。你把指挥机关从门口搬到客厅，敌人来了，谁第一个顶上去？”
韦国清沉默了几秒。他想起去年去北京开会，路上整整折腾了四天。到柳州转火车时，他看着枢纽站里南来北往的货物列车，心里更坚定了迁府的想法。“可是主席，”他还是说了出来，“现在的南宁，连条像样的铁路都没有。命令传达下去，等走到边境，黄花菜都凉了。”
“没有路就修路，没有工厂就建工厂。”毛主席把报告合上，递还给韦国清，“但边境线搬不走。你今天嫌它远，明天它就能变成前线。柳州再好，也是第二线。”
这次谈话后，韦国清再没提过迁府的事。他回到南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交通和工业部门的负责人。摊开地图，他用红色铅笔重重画了两条线：一条从南宁向北，接通湘桂铁路；一条向西，延伸至边境。他告诉他们，五年内，铁路必须通到友谊关。

建设比想象中更难。南宁城外多是喀斯特地貌，炸山开隧道，常有塌方。工人从全国各地调来，住在简易工棚里。韦国清每月都去工地，有一次遇到塌方，他站在泥水里指挥抢险，直到深夜才回城。秘书劝他多休息，他摇摇头：“这条路晚通一天，我心里就不踏实一天。”
1965年，湘桂铁路南宁至凭祥段全线通车。列车第一次从南宁站驶向边境时，韦国清站在月台上看了很久。当年提议迁府时，他算的是经济账和效率账；现在他明白了，有些东西不能只算距离。
七十年代末，边境形势骤然紧张。一夜之间，南宁火车站挤满了军列。兵员、弹药、医疗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指挥部的电话彻夜响个不停，命令从南宁发出，两小时就能抵达最前沿的猫耳洞。那些曾经被认为“偏远”的距离，此刻成了最短的决策半径。
后来，有老部下提起当年迁府的旧话。韦国清摆摆手：“幸亏没搬。”他走到办公室的广西地图前，手指落在南宁的位置，“如果当时真去了柳州，现在这些车皮、这些物资，就得再多走三百公里。”窗外，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场馆正在扩建，吊车在空中缓缓转动。
他转身对秘书说：“告诉交通厅，南宁到东兴的高铁规划，可以提前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