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同意离婚，却让她二选一，孩子和财产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当即就清楚他内心的算盘，但她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选择带走孩子。
她牵着儿子的手走出楼道时，身上只有一个挎包和一个小行李箱。孩子仰头问：“妈妈，我们去哪儿？”鞠萍蹲下来，捏了捏他的手心：“去一个咱们自己的家。”
那个“家”是电视台同事帮着找的一间老单元房，一室一厅，墙壁有些泛黄。鞠萍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张小床和一个书桌，其余空间还空荡荡的。第一天晚上，儿子躺在小床上看着天花板，小声说：“妈妈，这里好安静。”鞠萍坐在床边，指着窗户：“明天太阳升起来，这里就会很亮堂。”
她开始重新安排一切。早上六点起床，做好早饭送儿子去幼儿园，然后赶往台里。下午的录制尽量排在三点前结束，她好准时去接孩子。有次节目超时，等她赶到幼儿园时，只剩儿子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画画。老师悄悄告诉她，孩子中午不肯睡，说要等妈妈。
台里领导知道了她的情况，把原本排给她的晚间节目调给了别人，换成了几档白天录制的少儿节目。收入少了一点，但时间规律了。她又在朋友的介绍下接了一些文稿配音，等儿子睡着后，就在厨房里对着简易设备录音。有时录到深夜，推开厨房门，发现儿子抱着小熊玩偶在沙发上等着。
最难熬的是孩子生病的时候。有次儿子半夜发烧，她抱着去医院，缴费时发现钱包里的钱不够这个月的药费和下一季度的房租。她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拨通了蒋启星的电话。电话接通了，她听到那头有酒杯碰撞的声音。“喂？”蒋启星的声音传来。鞠萍深吸一口气，挂断了电话。她转身回到护士站，低声问能不能先开药，工资发了立刻来补上。护士看了看她怀里烧得脸颊通红的孩子，点点头。

那之后她更拼命了。除了配音，又接了几份给儿童读物录有声版的零工。儿子痊愈后，变得格外懂事。有次她加班回家，发现晚饭已经做好了——一碗泡面，旁边摆着歪歪扭扭切好的火腿肠。儿子骄傲地说：“妈妈，我自己弄的，没有用刀，是用勺子压开的。”
小学二年级，儿子被选进学校的鼓号队。第一次演出需要一套统一的服装，价格不菲。鞠萍算了算账，默默多接了两份周末的配音。交钱那天，儿子抱着新衣服，却没有立刻试穿，而是小声问：“妈妈，你是不是又熬夜了？”鞠萍摸摸他的头：“妈妈喜欢熬夜工作。”
时间一年年过去，儿子长高了，功课越来越好。鞠萍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从节目主持人转向了儿童节目的策划和制作。她制作的节目获了奖，领奖台上，她说：“感谢生活给我的所有考题。”
儿子小学毕业典礼那天，鞠萍坐在家长席里。当儿子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时，他看了一眼台下的妈妈，然后说：“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妈妈。她教会我，选择了一样东西，就要用全部力量去守护它。”台下的鞠萍微笑着，眼里有光闪烁。
典礼结束后，儿子跑过来，把毕业证书递给她：“妈妈，给你保管。”鞠萍接过证书，轻轻抱了抱已经比自己高的少年。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紧紧靠在一起。她想起多年前那个只能二选一的下午，如今她牵着儿子的手，走得每一步都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