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话(江淮官话--南京话)的形成，其实是政治意志与现实语音条件下，共同作用出末的结果。

唐宋以前，汉语通用标准，多称“雅音”“正音”。而 “官话” 概念，作为指代共同语的词汇，正是在明代初期时，才开始通行的。这也标志着宋元之后，另一种更偏向行政与实务通用的共同语意识，又开始形成。

可见，明朝官话的“源”，名义上虽是来自唐宋“中原雅音”正统语音的追认，但实质上，则是落定在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淮官话之上。所以，明朝官话与唐宋官话的联系，是在以继承同一个“中原雅音”的基础上演进。从而，完成了从“中古音”(唐宋音)向“近代音”的关键一跃。

所以，名义上只是追认了“中原雅音”为正统：
朱元璋命人编纂《洪武正韵》时，定下的原则是“以中原雅音为定”，其意就是要恢复被元朝打断的唐宋正统。而这里的“中原雅音”指的就是唐宋时，以汴洛（开封、洛阳）为中心的共同语传统。

实际上，它以南京音为基础。尽管口号是“中原”，但明代官话的实际基础音系，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

明初，建都在南京。由于大量江淮人口的迁入，奠定了南京官话的基础。因此，所谓“中原雅音”，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已具体化为保留在江淮话中的“中原旧音”。

永乐迁都后，大量南京移民又将这种音系带入北京，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北京话。

因此，这种联系，其实并不是实质“继承了同一个东西”。而是“在同一个演进链条上，所发生质的突变”。即，从隋唐《切韵》、宋代汴洛音，到元代《中原音韵》，再到明初《洪武正韵》，它们都共享着一个 “中原雅音” 的正统名号。这使明朝官话在文化和政治合法性上，与唐宋传统建立起一种“必然”的继承关系。

唐宋音的特征，是保留全浊声母和入声，而明代官话的代表性特征则是 “全浊声母清化” 和 “平分阴阳，浊上归去”。这个转变，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开始。而明朝官话，正是这一重大音变完成后的形态一一普通话的框架，在那时也已经基本成型。
同时，唐宋“-m”韵尾的闭口音在明代官话中，也已经全面向开口音“-n” 靠拢。而这，也是继承中的关键演变。

所以，我们才说，明朝官话的形成，其实是政治意志与现实语音条件下，共同作用而来的结果。因此，明清官话体系，并不是源于“唐宋中原雅言正音”(汴洛音--古代河南话)的直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