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客家人光鲜的名头称谓，那么多。为什么到了最后，却还是偏偏的使用上了“客家”一一这个“充满了饱受歧视偏见”的特定称谓呢？

明清以后，随着“土客大械斗”冲突的持续爆发，“客家人”(外来迁入安家的移民)称谓，开始在珠三角等地社会上流传开来。

由于“土客”冲突矛盾，越来越激烈。这些来自闽西、赣南、粤东等地的客家移民，被珠三角广府地区的一些当地人恶意的污名化，甚至还在“客”字称谓旁边，加了个反犬旁，称之为了“犭客”等等。所以，这给客家人，带来了很多社会舆论压力。

对于这种故意污名化的做法，客家乡绅先贤对此，也并没有退让。他们在接纳了“客家”这称谓的同时，不断引经据典，注入很多移民历史文化内涵，讲述了客家移民南迁史。以此来强调正名，这些移民并不是“异类”，也不是南方当地百越原住民，而是源自北方的“衣冠士族”后裔。

他们，主要是由于历代中原战乱，才陆续南迁而来的北方汉族移民群体，是“客居南方了的中原人后裔”。

所以说，这段历史，确实触及了“客家”认同形成过程中一个关键而沉重的转折点。“犭客”这一污名化称谓的流行，与明清时期尤其是咸同年间的土客大械斗直接相关。而客家先贤乡绅们的回应，则是一场自觉的、从“被动受辱”转向“主动建构”的文化自卫与正名的运动。
从而，又随着客家学说的逐步构建，开始让社会大众重新的关注和审视到了这个，庞大的汉族移民群体。

把客家人形容为“犭客”，并非孤立的语言歧视，它更是根植于具体的生存冲突之中。
随着明清时期，大量客方言人群再次迁入珠三角及周边地区，土客之间在土地、水源，尤其是科举学额上的竞争，日益突显激烈。

所以，在冲突中，将对手“非人化、异端化”，就是常见的动员手段。地方文献中，客民被冠以“客匪”“客贼”之名，而“犭客”的写法，正是试图从文字上将其划出“人”的范畴，从而否定其汉人身份与文明属性。所以，这种污名化，甚至经由西方著述的转述而广为扩散，产生了很极端的负面影响。

面对这种压力，客家知识精英的策略，并非是简单地否认或对抗“客”(移民)的身份标签。而是接纳它，并争夺了对它的定义权，为其注入了全新的、足以抗衡歧视的历史的文化内涵。这一过程，经历了从早期辩护到系统学术建构的演进：

早在嘉道年间，“土客”摩擦初起时，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徐旭曾便已直面问题。他向学生明确阐述，客家人并非“异类”，其根源是中原士族后裔，因战乱南迁，并保留了中原古音与礼俗。这篇讲稿被收入族谱，成为客家源流研究的先声，奠定了“衣冠南渡”叙事的基本框架。

最后，真正将“北方衣冠士族后裔”学说，构建为更加严密学术体系的，是民国时期的罗香林。

他在《客家研究导论》（1933）与《客家源流考》（1950）中，更加系统的提出了“客家人五次大南迁”的迁徙理论。从而，将客家人的历史追溯，至了历代北方中原汉人，主要因战乱而进行的数次大南迁浪潮。

他强调出“客家人”，是那些还未与南方百越土著，深度融合混化的“中原移民”。他们，才是历史上，中原汉族最为纯正的那类南方承继者。于是，这一学说，为客家人是“汉族支系”的观点，提供出了更加坚实的学术后盾。这种论据，在当时的“客家族属论战”中，有力的回击了当时社会上，那种“客家移民非汉种”的刻意污蔑。

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客家人大多放弃了原有的各种称谓，而改用了“客家人”的身份，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策略上的需要。

它通过将自己的根源，与华夏文明的正统中心（中原）紧密的相连。使得客家人，能得以在“华夷之辨”的文化语境中，彻底洗刷自己“非汉人、真异类”的污名。从而，向世人宣告，自己不仅仅只是“汉人”，而且还是文明源头上，更为纯正的那种“汉人”。

所以，随着“客家学说”的兴起，带动了客家移民的族群文化认同。而这种认同，也成功地将一个带有污蔑歧视性的“他称”，又转化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识别，且自豪感满满的“自称”。由此，才为越来越多的客家人，所欣然接受，并迅速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