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员为升官能“疯”到什么程度？答案藏在制度制造的焦虑里。宋代官制以繁密著称，磨勘、改官、荐举层层设卡，一个选人想转京官，往往需要五名举主保荐，而举主名额有限，竞争者却如过江之鲫。按部就班者“往往终老于下僚”，升迁的通道窄如针孔，便催生出各种逾越规则的“疯”法。

最赤裸的是谄媚上司。丁谓官至副宰相，见宰相寇准胡须沾了菜汤，竟起身“徐徐拂之”，从此留下“溜须”的笑柄。更荒诞的是投机改名：一无赖改叫“丁宜禄”，因“宜禄”恰是宰相家仆的惯称，正投了丁谓好吉兆的痴瘾，竟被收为心腹，“一步登天”。

若说谄媚还靠“手艺”，攀附后宫则近乎明抢。贾似道本是无人在意的仓管小吏，只因姐姐入宫为贵妃，便“数年间，一路提升成为京官”，升迁速度与才干全无干系。而王黼的赌注更大：他嗅出宋徽宗心思，上书攻击当朝宰相、吹捧在野的蔡京，押注成功后被“连跳八级”擢为少宰，“为宋朝开国以来第一人”。

这些“疯”看似非理性，细究却是对扭曲制度的理性回应：当正常晋升的期望收益趋近于零，攀附、投机与谄媚的赔率便高得诱人。宋朝官员的疯狂，从来不是个人品性的偶然崩坏，而是一套精密制度把无数聪明人逼进了同一条窄路后，必然溢出的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