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在于，西夏的经济命脉攥在宋朝手里。 西夏地处沙碛，物资匮乏，“资用皆出中国”。宋廷的“岁赐”与沿边“和市”，是西夏财政与日常供给的生命线。一旦宋停岁赐、绝互市，“夏财用困竭”，便难以立国。因此，对宋开战本质上是以战迫和、以战索赐：通过军事打击迫使宋朝在谈判桌上恢复或增加经济供给。庆历和议后宋每年“赐”绢银茶，正是这一逻辑的兑现。而辽国既给不了西夏所需的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也无需西夏去“索取”。

辽夏之间则是“联辽抗宋”的战略同盟，而非征服对象。 西夏自李继迁起便“结好辽朝以抗宋”，辽则“联合西夏以制宋”，双方通过累世联姻维系关系。辽将西夏视为牵制宋朝西北兵力的棋子，乐见其消耗宋的国力；西夏也依赖辽的声援与牵制，避免腹背受敌。对这样一个提供安全背书、又无经济利益可榨取的“靠山”动手，在战略上毫无收益。

西夏自身的国力与地缘条件，也封死了两线作战的可能。 西夏人口不过两三百万，常备军十余万，本质是夹在宋辽之间的二流政权。其西面还有吐蕃、回鹘的持续压力，扩张空间本就有限。若主动攻辽，不仅胜算渺茫，还会立刻失去抗宋的外交依托，陷入真正的两面受敌。西夏的“专打宋”，恰恰是在“打不过辽、也离不开辽”的前提下，向唯一能提供经济养分的方向持续施压。这不是偏好，而是一种被生存条件塑造出的结构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