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可放眼今天,发达国家几乎清一色是资本主义。是预言失灵,还是现实另有玄机?答案藏在"自我修复"四个字里——改良、福利、调控,资本主义一次次给自己续命
要回答补丁是谁逼出来的,先看补丁本身:最拿得出手的一张,是北欧,瑞典社会民主党上世纪三十年代执政后,搭起强国家干预、深度再分配的框架。
税后贫富差距压到比欧盟平均低一大截,二次分配确实把差距按下去了,德国那边,金融危机时启动短时工作制,企业缩短工时、政府补贴工资,避免大规模裁员,保住了熟练工人,危机一过产能迅速恢复。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修复。
北欧这张补丁打得漂亮,但不是没有代价,也不是没有天花板,瑞典的贫富差距这些年又往上走了,福利支出占比往下掉,最高所得税率从接近九成降到五成,财富税和房产税被取消,社会民主党自己砍的。
去年大选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成了组阁绕不开的支点,北欧整体右转,福利沙文主义抬头——福利还在,但只给自己人。修复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往反方向修了。
北欧的补丁打到后来打了折扣,金融监管那边的补丁则是打上去、风险换个地方长出来,金融危机后,美国搞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法则,资本要求提上去了。
但监管成本一高,传统银行活动就往不受监管的地方搬:私人信贷市场长到万亿美元级,全球影子银行占到全球金融资产近一半。
美联储自己的理事都说,监管往往只是把风险挪到看不见的地方,而不是消除风险,到今天,影子银行的杠杆又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警告到了历史新高。修复是真的,但修复制造的新漏洞也是真的。
监管补丁的漏洞先放一边,最近的街头例子把修复的推力从哪来摊得最明白。
不久前,法国上万名退休人员上街,因为养老金已经冻了一年,再压就过不下去了。补充养老金董事会最后只给了一个很小的涨幅,低于工会要的数。
没隔几天,德国基尔几千人围着州议会,反对砍儿童、青少年和残障服务,带头的不是激进团体,是工人福利会和教会慈善机构。
政策转弯的齿轮,是在街头推力下才开始转的,不是在会议室里先转好了再通知外面。乐施会今年的数字摆在那里: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涨到十八万亿美元量级,一年涨了一成多,基尔这场抗议,细看有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这场抗议里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带头的不是谁,报道里写得很清楚:反对砍儿童、青少年和残障服务的,不是激进团体,是工人福利会和教会慈善机构。
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本身就说明问题。工人福利会代表的是交了几十年会费的普通劳动者,教会慈善机构代表的是平时给人送饭、看护、发救济的那批人,他们不是天生上街的料,平时更习惯在办公室里填表、在教区里募捐、在委员会里提建议。
可这些平时不习惯上街的人,现在站到了议会外面,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激进,是因为他们算过账了:儿童服务、青少年项目、残障照护,这些砍下去,第一个顶上来的是他们。
政府不掏钱,福利会和教会就得自己掏,或者眼睁睁看着人没人管,他们上街,不是替别人喊,是替自己喊——再不上街,下一步要填的窟窿就落到自己头上了。
更微妙的是带头这个位置本身,工人福利会和教会慈善机构站出来,等于把这是激进分子闹事这个标签提前撕掉了。
媒体想写左翼团体抗议,一看名单,教会慈善机构在里面,这句话就写不下去。
他们站到前面,替整场抗议挡掉了最容易被贴上的那层污名,这不是谁安排的,是他们自己判断:这个位置,我们不站,没人站得住。
带头人的身份一摆出来,就能接上马克思留下的另一条解释路径。
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提过自我扬弃:股份公司、合作工厂、福利国家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在自身范围内对私有制的扬弃,是通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点。
所以不是预言失灵,是预言里本来就写了它可能会自己改自己。但改的方向和速度,不取决于制度有多清醒,取决于外面有多少人撑不住了。
几条线收到这里,核心判断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是真的,但修复的推力很少来自制度内部的自觉设计。
北欧的福利是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几十年博弈出来的,德国的短时工作制是危机倒逼的,金融监管是危机之后才补的,法国的养老金涨幅是街头压出来的,制度不是不能改,是它只在被推到墙角的时候才改。
当然,制度弹性、选票机制、技术变革也在起作用,不能把每一次修补都简化成单一压力源。
绕回马克思的预言,从来不只是它准不准,更是当北欧的贫富差距回升、影子银行长到全球金融资产近一半、法国退休老人为一点涨幅上街、德国教会慈善机构带头抗议砍福利的时候,所谓自我修复,到底是谁在修、为谁而修。
中方的做法很具体:把收入分配的底线兜住、把金融风险的通道看紧、把普通人的日子当成制度设计的起点而不是事后补救的终点。
信源:上观新闻瑞典极右翼要进政府,英国极右翼拿下创纪录捐款:欧洲风向真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