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祥考中状元的第一件事，是上了一道为岳飞鸣冤的奏疏。当时距岳飞被害已整整十二年，秦桧权倾朝野，“岳飞”二字无人敢提。

秦桧的报复来得很快。他指使党羽诬告张孝祥的父亲张祁“杀嫂谋反”，将张祁投入大理寺监狱，百般折磨。有人劝张孝祥收敛锋芒，他回了三句话：“无锋无芒，我举进士干什么？有锋有芒却要藏起来，我举进士干什么？知秦桧当政我怕他，我举进士干什么？”

这三问，成了张孝祥一生的注脚。但也是这个人，死后被元朝史官写进了另一副面孔。

《宋史·张孝祥传》里有一句极其刺眼的评语。元朝脱脱写道：“张浚主复仇，汤思退主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议者惜之。”

汤思退是秦桧的党羽，秦桧死后接任宰相，走的仍是怯战主和的老路。张孝祥中状元时，汤思退是会试主考官之一，张孝祥算他的门生。汤思退当权后对张孝祥“格外眷顾，屡屡重用”，不到三十岁就让他出任抚州知州。而张浚是主战派领袖，张孝祥后来也深受张浚赏识，被推荐为中书舍人、建康留守，沿江重镇尽付其手。

一个被主和派提拔，一个被主战派重用。后世诟病他的核心逻辑是：你两边都吃得开，那你到底信什么？《宋史》另一处说得更直白：“迨其两持和战，君子每叹息焉。”一个为岳飞拍过桌子的人，最后被写成了“骑墙”。

但细看时间线，有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张孝祥受汤思退提携在前，支持张浚北伐在后。当他选择站在张浚一边时，汤思退正在台上，主和是朝廷的主流。他不是在两边下注，他是在用仕途赌一个立场。有学者专门撰文驳斥《宋史》的论断，论定张孝祥“是一位坚定的抗战者，清醒的思想者”。

乾道二年（1166年），张孝祥在桂林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前后仅十一个月。弹劾他的罪名是四个字：“专事游宴”——不干正事，天天吃喝玩乐。他因此罢职北归。

但同一时期的史料记载，他在桂林“治有声绩”。他兴修水利，整顿盐政，甚至亲自过问地方教育。象鼻山水月洞的名字，就是他在任时定下的。一个“专事游宴”的人，哪来的时间干这些？

真相或许藏在他北归途中的一首词里。船过洞庭湖，他写下《念奴娇·过洞庭》。上阕写湖光月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下阕忽然一转：“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

“肝肺皆冰雪”——我的五脏六腑，干净得像冰雪一样。这句话不是说给朋友听的，是说给那些弹劾他的人听的。你们说我“专事游宴”，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一个在桂林被泼了脏水的人，站在洞庭湖的月光下，用一首词给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乾道五年（1169年）夏天，张孝祥在芜湖与虞允文同舟饮食，因中暑猝然离世，年仅三十八岁。

死因听起来极其偶然：一个正当壮年的政治家、词人，在一场夏天的饭局后倒下了。但放在他的人生轨迹里看，这种“偶然”带着某种必然的质地。他二十三岁得罪秦桧，父亲下狱；三十岁出头在汤思退与张浚之间被来回撕扯；三十四岁在桂林被弹劾罢官；死前一年还在各地辗转任职。他的身体或许早就被那些“无锋无芒，我举进士干什么”的追问耗空了。

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里记过一个别致的说法，说他的死“以当暑”有关，但语焉不详。一个一辈子都在“热”的人——热切地鸣冤，热切地主战，热切地做事——最后死于暑热。这像一个过于工整的隐喻。

他死后，宋孝宗“震悼”，追赠显谟阁直学士。

一个状元，死后被正史写成了立场不清的人。可他留下的《于湖词》里，最亮的那一句，恰恰是对所有“骑墙”指控的回应。站在洞庭湖上的那一刻，月光照透了他的五脏六腑。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自己是什么颜色。冰雪是什么颜色，他就是什么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