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吴孟超的女儿查出了结肠癌，并且已经肝转移。这位做过一万六千多台手术的肝脏外科医生，当场决定自己操刀，要知道，医学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医生不给亲人开刀，现场医护人员十分震惊。

主要信源：（中国青年报——《国际歌》声中送别吴孟超）

2013年，吴孟超的二女儿查出结肠癌的时候，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上。

肝里密密麻麻长了17个转移灶，大大小小，分布在好几个区域。

这种情况放到任何一家医院，医生都会摇头。

转移灶太多，没办法一个一个切，常规的做法是把整个肝脏拿掉，然后等机会移植。

可就算移植，也很难挡住癌细胞卷土重来。

消息传开后，吴孟超所在医院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按规矩，医生不给直系亲属动刀，一来怕感情用事影响判断，二来万一出了事，家属那边说都说不清。

有人主动提出替他上手术台，让他放心就行。

吴孟超听完没接话，沉默了一阵，最后说了一句：我自己来。

那年他已经九十多岁。

这个年纪，大多数同行早就不进手术室，顶多坐在办公室里看看片子、听听汇报。

可他要亲自拿刀，给自己的女儿开腹。

手术那天，他先请结直肠外科的专家做了肠道部分的切除，把那边的病灶清理干净。

然后他亲自上手，处理肝脏上的转移灶。

腹腔打开了，里面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复杂。

17个病灶散布在肝叶各处，有的藏在深处，有的贴着主要血管。

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剥。

不能用太大的器械，怕伤到好的肝组织，大部分时候是靠手摸、靠手缝。

止血钳在他手里来回换位置，指尖触到肿瘤的边缘，就顺着边界慢慢分离开，再把血管一根一根扎好。

手术的前半段做结直肠的部分，后半段处理肝脏，整个时间被压缩得很紧。

长时间站立，对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本身就是考验。

他腰板挺着，手上的动作没有慢下来。

监护仪的滴答声在手术室里响着，旁边的人大气都不敢出，递器械的手都格外小心。

6个多小时以后，他把能清的病灶都清掉。

17个转移灶，没有一个漏掉。

手术结束，他脱下手套，对学生说了句：去洗个澡，吃饭吧。

语气平平淡淡，就好像刚干了一件再寻常不过的活。

这台手术过后，医院里的人私下议论，说也就是他敢这么干。

换个人，光是想想要在亲人身上动刀，手就先软。

可他不一样，他信自己对肝脏的了解，信自己几十年的手感。

这种自信不是凭空来的，是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一万多台手术堆出来的。

吴孟超在中国医学界的地位，不是靠哪一台手术定的，是一辈子干出来的。

他被人称为中国肝胆外科的创始人，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在他之前，中国的肝脏外科基本是一片空白。

肝脏因为血管太密集，被国际上公认为手术禁区。

稍微碰错一根血管，血就跟喷泉一样往外涌，根本来不及救。

很多病人查出肝癌，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只能回家等着。

1958年，他带着两个人，在一间旧草棚里开始了攻关。

他们没有设备，没有参考资料，一切从零起步。

他想弄清楚肝脏内部的血管走向，决定自己做标本。

试了十几种材料都不成功，最后从乒乓球上找到了灵感。

他把乒乓球剪碎溶解，灌进肝脏血管，等凝固后再把外面的组织腐蚀掉，得到了一具像珊瑚一样完整的肝脏血管模型。

靠着这个方法，他和团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做了100多个标本，把中国人肝脏的血管分布摸得一清二楚。

1960年，他在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

外国教科书上说肝脏分左右两叶，不对。

按照中国人的肝脏血管走向，应该分成五叶四段。

这个理论一直沿用到今天，成了中国肝脏外科的地图。

光有地图还不够，还得解决手术中出血的问题。

早年切肝要把病人泡在冰水里降低体温，操作起来又麻烦又危险。

他从水龙头的开关上得了启发，琢磨出一套办法。

切肝的时候先把通往肝脏的血流暂时拦住，切完再放开。

这套“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后来在全国推广开来。

1960年，他完成了中国第一例肝脏肿瘤切除手术。

1963年，他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

中肝叶是肝脏最深、最险的位置，被叫做禁区里的禁区。

从那以后，中国肝癌手术的成功率从不到50%，一路提到了90%以上。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条被救回来的命。

吴孟超自己从医70多年，主刀了16000台手术，救治了2万多名患者。

他的手因为长期握止血钳变了形，右手食指弯曲，脚趾也因为常年站立合不拢。

可就是这双手，不用眼睛看，光靠摸就能找到肿瘤的边界。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跟肝癌斗。

说得轻描淡写，可谁都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