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长征前在瑞金照了一张像，她用“三寸金莲”丈量了25000里，她是将官之妻，她多次生育，却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她就是杨厚珍。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杨厚珍小脚走长征 ）

1934年秋天，江西瑞金。

一家不大的照相馆里，杨厚珍站得笔直。

红军帽戴得端正，军大衣扣紧，绑腿打得利落，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利索劲儿。

她没笑，眼神定定的，像是在跟以后的日子提前打个招呼。

那时候中央红军要战略转移，女同志随队的条件卡得很严。

得是党员，得能干体力活，身体得扛得住，孩子不能带在身边。

按这几条，杨厚珍算不上最合适的。

她不是没吃过苦，可她脚上带着旧时代的伤。

四五岁就被裹了脚，后来虽然放开了，可骨头已经长歪了，脚掌变形，脚趾伸不直，走路比平常人费劲得多。

她是红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妻子，可她从没想过拿“首长家属”的身份躲在后头。

她从护理员干起，入了党，做勤务，搞群众工作，队伍往哪儿走，她就往哪儿走。

长征路上别人迈一步，她得使上全身的劲。

山路碎石多，鞋底又薄，变形的脚踩在上头，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

裹脚布磨破了一层又一层，血渗出来，干了又湿，湿了又结块。

她不喊疼，也不让人搀着她走，在红军里头，搞特殊就是拖累大家。

真正差点丢了命那回，是敌机轰炸。

那天队伍正在赶路，天上突然传来轰鸣声。

飞机俯冲下来，炸弹在她附近爆炸。

强烈的冲击波直接把杨厚珍掀翻在路边。

等战友们把她从土里刨出来，人已经满身是血，头上、腰上、身上多处被弹片划开口子，大衣炸得稀烂，闭着眼，没有呼吸。

大伙儿摸了摸脉搏，摸不到了，都以为她没了。

老乡抬来一口棺材，放在破木板床边。

几个女战士背过身掉眼泪，男战士也扭过头去抹眼睛。

傍晚休整的时候，康克清带着几个姐妹来送她最后一程。

走近了一看，忽然瞧见她眼皮轻轻动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像从泥里冒出的一丝活气。

有人赶紧喊医生，傅连暲跑过来抢救，清理伤口、止血、灌药。

她没有马上醒过来，在担架上昏睡了一个多月，身子随着山路颠簸，伤口一阵阵化脓、结痂、再裂开。

她活过来了，可活过来不代表不疼。

腰直不起来，头一低就发晕，腿像不是自己的。

比身体上的疼更深的，是做母亲的那道疤。

长征路上，女红军生孩子，往往不是什么喜事，反而是险事。

没有医院，没有麻药，没有干净的床铺，孩子在转移的路上落地，哭声还没听熟，就得做出送走的决定。

杨厚珍也经历过这种撕心裂肺的时刻。

队伍不能等，敌人不给人生孩子的工夫。

刚出生的孩子裹进布里，托付给当地老乡，留下几块银元、一张字条，转身就走。

当娘的不能回头看，一回头，就再也走不动。

她嘴上从来不提，可夜里有时候对着北边发呆，谁都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不是一个人这样。

贺子珍把孩子送了出去，蹇先佛把女儿绑在胸前翻山越岭，李贞的孩子早产没了，自己的身体也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一半扛着枪和粮食，一半扛着说不出口的母子分离。

她们把“母亲”这两个字，藏进了行军背包的褶子里。

到陕北的时候，她人比出发前瘦得脱了形，腰直不起来了，脚肿得穿不进原来的鞋。

可她走到了，在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的那批女红军里头，她是唯一一个用放过脚的小脚走完全程的人。

很多年以后回头看，杨厚珍在瑞金照相馆里拍的那张照片，比什么形容都直白。

帽子是正的，目光是硬的，站姿是直的。

只有那双放过脚的小脚提醒着人们，她原本是要被旧时代关在院子里过完一辈子。

但是她把那双受过伤的脚踩进了雪山、草地、泥沼和弹片里。

也把母亲的身份暂时藏在心底，她的牵挂压在行军号声底下。

长征不是靠一个人走赢的。

是靠无数个像她这样“不该走完”的人，咬着牙互相拽着走完的。

杨厚珍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也是其中极重的一环。

她用自己的一辈子证明了，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词，是脚坏了还往前走，命捡回来了还继续跟队，孩子送走了还把别人的孩子当战友护着。

那双放过脚的小脚踏过的路，后来写进了史书。

可史书上只写了“到达陕北”。

真正的过程，是血泡、泥水、棺材边睁开的那一下眼皮。

是担架上一个多月的昏沉，是夜里想孩子想得揪心、天亮了却照样背起行囊继续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