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二十几岁时，本事不大。但他的胸怀，却是举世罕见的。
刘公岛陷落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光绪皇帝正坐在养心殿东暖阁里。窗外是冬日的枯枝，他手里捏着一份刚送来的战报，指尖有些发白。北洋水师，没了。丁汝昌，自尽了。
消息很快在朝堂上炸开。主战派捶胸顿足，主和派窃窃私语，更多人把目光投向了龙椅上的年轻皇帝。战事糜烂至此，总得有人来担这个罪责。丁汝昌，这个海军提督，似乎成了最现成的靶子。
光绪没犹豫。他早对丁汝昌不满。这种不满，在黄海大战后舰队避入威海卫时就已滋生。皇帝要的是舰队出港决战，哪怕玉石俱焚，也不能龟缩港内“保全船炮”。丁汝昌的据守待援，在他眼里就是怯战、就是违命。几次严旨催战，丁汝昌都有奏折辩解，话里话外透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劲头。皇权，最容不得这个。
如今人死了，罪便能坐实了。光绪提起朱笔，旨意一道接一道：丁汝昌“临阵退缩，贻误战机”，着革去一切官职爵位；其灵柩不得穿戴官服顶戴，须以罪衣入殓；棺椁用三道铁链锁锢，以示永世囚禁；家产抄没，子孙不得荫袭。

消息传到威海卫，还未散去的北洋旧部一片死寂。几个老将领聚在一起，看着海面上日军舰船的烟囱，又回头望了望提督署的方向，拳头攥紧了，又松开。朝廷不公，可此刻，谁又敢为一個“罪臣”说话？
丁汝昌的棺椁，就这样被铁链锁着，停在祠堂里。这一停，就是十年。十年里，世道变了。戊戌年刀光剑影，庚子年狼烟四起，龙椅上换了人，龙旗也快要换了颜色。唯有那具锁着的棺材，和棺前日渐稀少的香火，提醒着一段被刻意抹去的往事。
转机来得悄无声息。一些从水师退役的老兵、低阶军官，还有一些仗义执言的士绅，始终没忘记他们的提督。他们联名上书，不找朝廷，而是找那些在地方上说得上话的北洋旧人。一次不行，就两次；一年不成，就再等一年。诉状里不谈战功，只细数丁汝昌当年如何散尽家财犒军，如何在弹药将尽时拒绝日军劝降，如何为了不连累他人而独自吞下鸦片。
这些声音，起初如蚍蜉撼树。但时间久了，加上朝廷威权日衰，新旧交替，事情竟有了转圜余地。最终，在丁汝昌去世十五年后，一纸默许的公文终于到了威海。那三条早已锈迹斑斑的铁链，被当年水兵的后人亲手砸开。
光绪皇帝那份“举世罕见的胸怀”，最终没能锁住一位将领的身后名。历史，有时候会用自己的方式，完成另一种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