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希特勒与他的四位纳粹高官的合影，他们五人中，仅有一人得了善终，其他皆死于非命。唯一得善终者，是后来被希特勒任命为帝国新元首的邓尼茨。
1945年4月的柏林，地堡里的希特勒已做出最后决定。他身边的人——希姆莱、戈林、凯特尔，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末路。他们陪着元首走到最后几步，却没人能陪他走进坟墓。
希姆莱最先动起了逃离的念头。这位党卫军头子，掌控着集中营的死亡机器，自己却比谁都怕死。1945年4月，他秘密联系瑞典红十字会，试图通过谈判保全自己。消息传到地堡，正在准备自杀的希特勒勃然大怒，下令解除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希姆莱仓皇出逃，化装成普通士兵。5月21日，他被英军哨卡拦下，验明正身后，他咬碎了藏在牙齿里的氰化物胶囊，当场毙命。
戈林的算盘打得早一些。他是纳粹帝国的二号人物，空军元帅，早就备好了退路。得知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他立刻发电报要求“接管全部权力”。这彻底激怒了元首。希特勒在地堡里下令逮捕戈林，并以叛国罪论处。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戈林竭力维持着最后的骄傲，但法庭没有理会他“以枪决代替绞刑”的请求。行刑前一晚，他用暗藏的毒药结束了生命。
凯特尔元帅也走到了终点。这位希特勒最忠实的军事助手，一直将“服从”奉为信条，他签字的文件卷入了无数战争罪行。审判席上，他仍在强调军人的天职，但这没能改变判决。1946年10月16日凌晨，他在纽伦堡监狱被送上绞刑架。
唯有邓尼茨，收到了那份意想不到的“任命”。1945年5月1日，希特勒自杀次日，身在北部指挥作战的邓尼茨接到电报：他被指定为帝国新元首。他迅速组建了看守政府，首要任务就是与盟军谈判投降——他清醒地知道，战争已经输了。

这个“元首”职位只维持了二十天。投降协议签署后，邓尼茨和他的政府成员悉数被捕。正因上任短暂，纽伦堡审判时，检察官难以将他与早期的核心决策直接挂钩。他受到的指控主要是无限制潜艇战和领导海军侵略。
最终，法庭判处他十年监禁，是主要战犯中最轻的。
1956年，邓尼茨刑满出狱。他回到德国北部一个小村庄，闭门著述。他从未公开忏悔，仍坚持着对纳粹时代的辩护。晚年他收到大量来信，有些是老兵致意，有些则是质询与斥责。时间掩盖了许多罪证，却无法真正洗刷身份。
1980年圣诞节前夕，八十九岁的邓尼茨因心脏病去世。他的葬礼简单低调，没有政治集会，只有家人与少数旧部出席。
比起那些自杀、绞刑、暴毙的同僚，他确实得了“善终”。但历史书上，他的名字永远和那面旗帜捆绑在一起。苟活与善终，终究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