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敬他三分，黄金荣避他锋芒：张啸林的狠，是真的没边

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在上海被贴身保镖林怀部枪杀。这个曾经凭门徒、商路和军政关系立足上海的帮会头目，最终死在自己身边人手里。
此时，他已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军采购、运输物资。
张啸林一生倚重的关系网，到了上海沦陷后，竟成了侵略者可以调用的工具。

张啸林的势力与烟土贸易相连。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依靠帮会人手和地方关系经营地下交易。

1919年以后，鸦片贸易受到禁制，上海的地下买卖却没有因此消失。
控制货源和转运渠道的帮会头目，反而能借秘密通道取得利润。
法租界当局对部分交易的默许，又为这些生意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活动空间。货物要找货源、安排仓储、联系码头，还得有人沿途照应。

门徒能动手，商人能供货，警政关系可以提供庇护，几条线接在一起，才是一门能长期运转的生意。

门徒可以替他催逼商人、排挤对手，却不能单独保证货物穿过不同管辖区。
黄金荣在法租界警政关系中有根基，杜月笙逐渐把关系伸向商界与政界，张啸林则与军界人物及烟土运输渠道联系密切。

三人结拜、合作，却各自握着不同门路；同列三大亨，并不意味着谁对谁俯首。
共同经营时可以互相借力，政治局势改变时，结拜名分却不能替任何人作决定。

1927年4月，上海的政治冲突骤然升级。
国民党右派决定清除共产党及其工人组织，帮会武装被拉进这场行动。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参与组织共进会，帮众袭击工人纠察队据点。

工人纠察队此前在上海工人运动中承担街区巡逻和武装防卫，清共行动打击的不只是几处据点，也包括工人组织在城市里的动员能力。
4月12日凌晨，佩戴蓝衣、白袖标的武装人员以共进会名义行动，冲突扩大后，国民党正规军也加入。

随后数百名共产党和工会负责人遭杀害或逮捕，工人组织的公开活动受到重创。
国民党方面提供政治目标和军事力量，帮会熟悉街巷、能够迅速召集人手；两者结合，私人暴力便进入了政治镇压。帮会借此接近政治权力，政治力量则借帮会进入街巷。

行动依靠的不只是一批帮众。
国民党方面有人策划和调动军事力量，帮会头目负责组织人手，租界当局的态度也影响了行动空间。

张啸林参与其中，他的帮会关系被用于袭击工人组织。
帮会原本用来争夺地盘、保护生意的暴力手段，由此进入政治斗争。参与行动能换来权势人物的信任，也会让帮会利益与政治阵营绑得更紧。

1927年之后，青帮与南京政府的关系并非一路平稳。
直到1932年上海事变后，南京政府与上海工商界重新安排合作，青帮头目才更深地进入国民党政权在沪的权力网络。政府需要能够联系地方社会、商人和劳工的中间人，帮会头目则需要政治保护和经营空间。

双方互相借力，却没有因此抹平各自的利益。张啸林既不掌握独立军队，也没有正式行政权；他能在上海立足，依靠的是门徒、货路和外部靠山共同起作用。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华界被日军占领。
杜月笙离开上海，后来参与抗日活动；张啸林则选择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

1939年，他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军采购、运输煤炭、大米、棉花等物资。
煤炭用于燃料，大米关系到供给，棉花进入工业与军需链条。
采购和运输要依赖本地商号、仓储与交通渠道，张啸林原有的关系网恰好能承担这些事务。
日军占领城市，并不能替每一家商号找到货源，也不能自动把煤、米、棉花运到指定地点。熟悉商号、货栈、码头和运输人员的帮会头目，可以把占领者的要求落实为一笔笔采购和一趟趟运输。

张啸林交出去的，正是这套地方联络和执行能力。
他还谋求伪浙江省长职位，希望从帮会头目转为伪政权官员。职位能带来更正式的权力，却不是靠门徒多、手段狠就能拿到的。

任命权掌握在日本控制的政治安排中，张啸林只能争取，不能自行决定。
曾经让他在上海扩张势力的私人关系，到了占领政权面前，仍要服从更强势的权力。

1940年8月，林怀部开枪杀死张啸林。
张啸林曾凭借门徒与关系网扩大势力，也曾把这套网络交给日本方面使用，却没能靠它保住自己。

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曾经共同经营烟土、借力于军政关系，到了抗战时期却走向不同道路。
张啸林最后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帮会头目的死讯，还有一张曾替他积累财富与权力、后来又被用于侵略战争的关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