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军统豫站站长崔方坪怀疑牛子龙是中共内线，拟电请重庆处决。消息泄露，牛子龙联合副站长李慕林除掉崔方坪，沉尸枯井。军统派特派员刘艺周设鸿门宴诱捕，牛子龙明知是陷阱仍赴宴，当场被捕，关押西安；1945 年成功越狱。

崔方坪死后，牛子龙没有逃。
1941年的郑州，军统豫站站长崔方坪被勒死在华美医院东边一号院。
动手以前，牛子龙已经同副站长李慕林秘密商量，李慕林同意除掉崔。站长突然死亡，对军统豫站不是一件能够内部消化的小事。可牛子龙没有立即离开河南，更没有带着手下远走，他仍留在原来的关系网里活动。

这一步给了他短暂的回旋余地，也把他留在了军统的调查范围内。
牛子龙不是豫站里的普通行动人员。他早年参加过中共地下活动，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1938年前后，他借地方关系进入军统河南系统，此后参与行动工作，在河南有熟人、有部属，也熟悉军统内部的人事关系。

李慕林曾任潢川组组长，后来升任副站长，两人的合作使崔方坪之死从个人冲突变成了豫站内部人员共同实施的一次行动。
崔死后，第一战区少将督导赵理君赶到郑州查案。
赵理君与崔原有矛盾。牛子龙没有躲开赵的调查，反而继续利用自己在河南积累的人际关系周旋。调查一度转向其他人员，他本人没有马上被扣押。

如果牛子龙此时离开郑州，后面的局面可能完全不同。
但他手里的资源恰好都在河南，也都依附于原来的军统身份。离开意味着立刻失去部属、交通和掩护，留下则意味着继续暴露在调查中。他选择了留下。

局面随后发生变化。
裴康增把牛子龙重新指认出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又派刘艺周协助赵理君继续追查。前一次调查中还能利用的人情和矛盾，到这一步已经不够用了。

刘艺周没有直接带人冲进牛子龙住处，而是安排宴请，把人从原有活动范围里引出来。
牛子龙赴宴时已经有所戒备。
他带着张永保、王连三等随员，席间又让张永保借故返回队伍，准备找人接应。
张永保没有调到足够人手，只能再次回来。宴席结束后，牛子龙被带往郑州陇海花园，也就是第三集团军司令孙桐萱的住处。

这里和普通饭局已经完全不同。
周围有岗哨，进出受到控制。王连三等人被扣住，张永保强行脱身。等他再设法找人时，牛子龙的队部也遭到包围，多名人员被捕。

牛子龙原来赖以周旋的那套关系，到陇海花园门口基本被切断。
他随后被送往洛阳，关在幸福西街二号保安司令部谍报股。这里离郑州不远，却已经不是豫站内部可以活动的空间。

牛子龙从一个拥有行动人员和地方关系的军统干部，变成了被严密看管的囚犯。
一年多以后，1943年2月，他又被转押西安军统西北看守所。距离再一次拉开。河南的熟人、原来的部属、豫站内部的人事矛盾，都很难再影响他的处境。

牛子龙后来回忆，自己前后坐了三年零七个月的牢。
西安监狱里的条件又迫使他换了一套办法。外面的人难以接近，他便开始在里面串联狱友。
十余名在押人员逐渐形成一个小圈子。他们利用劳动机会准备可以使用的工具，观察看守和换岗情况，计划一旦动手，先控制看守、夺取武器，再集体冲出去。

到这里，牛子龙已经没有单独脱身的条件。
一个人先跑，很可能立即被击毙；多人同时行动，才可能在警戒系统出现混乱时撕开缺口。
1945年6月17日，越狱开始。

牛子龙等人与看守发生冲突，夺取枪械，随后冲出监狱。行动中有人掉队，有人分散逃离，牛子龙最终脱身，辗转返回河南。从1941年崔方坪死亡，到1945年西安越狱，牛子龙真正付出的代价不是那一场宴请，而是四年间不断失去原有的活动条件。

郑州时，他还有部属和熟人；到了洛阳，只剩囚犯身份；押到西安以后，能调动的只有同牢十余个人。

逃回郏县后，他重新收拢吴凤翔等地方武装。
1945年8月，他率部南下。部队到临颍附近时，日本投降，原来的行动计划被打乱，人员开始流散。

此后他接受高树勋部收编，又随部北上。
到了山彪镇，牛子龙再次面临一个熟悉的处境：继续留在原有体系里，还是趁还能掌握一部分人马时离开。

这一次，他没有再等。
1945年10月12日清晨，牛子龙率训练队和一个警卫连先行拉出山彪镇。
高树勋方面很快派兵堵截，后续大部没能全部出来，只有数百人成功进入太行地区。1946年1月，这批人被改编为民主建国军豫北支队，牛子龙任司令。

四年前崔方坪死后，他曾留在郑州，希望继续利用原来的关系周旋，结果一步步被押到西安。
四年后在山彪镇，同样面对组织监视和去留选择，他带着能够掌握的人先走了。

第一次迟迟没有脱身，他失去了三年多自由；第二次提前行动，虽然只带出了数百人，却没有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原来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