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那天，最先打破沉默的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周恩来，是个躺着担架进会场的候补委员。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中央没有把全部军事指挥权立即交给毛主席。
毛主席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停止运作，但朱德、周恩来仍负责军事，周恩来仍是在军事指挥上负最后决心责任的人。

三天会议没有一次完成军权转移。
王稼祥的发言却把议题从军事责任推进到了人员安排。博古先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随后作反报告，毛主席又系统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

王稼祥排在这些人之后开口，赞成毛主席的分析，并提出改变军事领导，让毛主席重新参加军事指挥。

王稼祥当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却又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不是站在军事系统之外批评指挥者，而是身在这套系统之中。1933年负伤后，他体内仍留有弹片，长征途中经常靠担架行军。

到了遵义，他仍带伤发烧，只能躺着参加讨论。
湘江战役以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原定行动方向不断调整。通道会议开始讨论转兵，黎平会议决定向贵州前进，猴场会议又限制原来少数人包办军事决策的做法。

几次会议连续发生，原有指挥方式失去稳定支持，毛主席的军事意见也重新进入中央讨论。

王稼祥的变化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
他有留苏经历，又长期在中央和军委系统任职，早先与博古等人处在同一套中央领导体系中。长征途中，他逐渐赞成毛主席关于军事行动的意见。

到了遵义会议，他没有停在“过去打错了”这一层，而是把人员调整摆上桌面。

原有领导体系内部出现分化，会议中的力量关系随之改变。
阻力并没有消失。博古没有完全接受对自己的批评，凯丰不同意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李德对针对他的批评明确反对。

另一边，张闻天已经作了反报告，周恩来承担军事责任，朱德、陈云和部分军团负责人也赞成改变原来的指挥办法。

王稼祥的表态加入其中，支持调整军事领导的力量继续增加。

毛主席后来回顾遵义会议时，专门提到张闻天、王稼祥从原有阵营中分化出来，同时又说，没有其他参加者赞成，仅靠他们两个人也办不成。王稼祥没有单独决定会议结果，他的作用落在领导层内部关系的变化上：原先站在同一套路线中的一部分领导人公开分开，组织调整由此获得更大的多数基础。

会议以后，两条变化同时推进。
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责，中央最高政治领导发生调整；军事指挥却没有同步完成重组。

毛主席进入常委后，先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旧有责任人没有被立即排除，新进入常委的毛主席开始参与军事指挥，这种过渡安排一直维持到新的军事领导机构出现。

周恩来的位置尤其关键。
他既是原军事“三人团”成员，又在遵义会议后继续承担军事指挥中的最后决心责任。王稼祥提出让毛主席重新参加军事指挥，会议没有把周恩来拿掉，而是让毛主席先在周恩来身边参与决策。权力调整由此没有变成一次简单替换，而是经过一段并行和磨合。

3月4日，中央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前敌司令员，毛主席任前敌政治委员。

几天后的打鼓新场争论中，毛主席反对进攻的意见一度被多数否决。
一个已经进入常委的人，在具体作战问题上仍可能处于少数，遵义会议后的军事权力仍在重新组合。

到3月中旬，中央决定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周恩来此前承担最后决心责任，毛主席重新进入军事决策，王稼祥本就是中革军委副主席。1月会议中形成的人事变化，到这时落成了一个更集中的军事指挥机构。

1月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出让毛主席重新参加军事指挥；两个月后，他自己也进入这个三人小组。

那时他的伤病并没有消失，担架仍跟着长征队伍向前走。
会场里那次排在几位主要发言者之后的表态，最后没有停在赞成或反对上，而是落进了新的军事指挥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