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的一九三四：被剥夺军权，绝境之中挽救红军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战略方针，原定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被放弃，中央红军转向川黔边，向遵义方向前进。

此时毛主席没有重新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也没有恢复原来的军事领导职务，他提出的西进主张却已经写进中央正式决定。

这一幕和年初形成了鲜明反差。
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主席离开红军军事领导岗位。到1934年1月，他仍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继续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2月3日改组后的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毛主席仍在中央政治领导层，却不再掌握红军最高军令。

长征准备期间，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重大军事决策和战略转移。

战场没有给这套指挥体系多少回旋余地。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大量修筑碉堡，逐段压缩中央苏区。红军却不断被投入阵地防御和堡垒附近的反击。3月三溪圩、三坑战斗伤亡2200余人。4月广昌保卫战持续18天，红军又伤亡5000余人。广昌失守后，建宁等地相继丢失，中央苏区的人力、物资和活动空间同时收缩。

到了夏天，继续守住整个中央苏区已经越来越困难。

红七军团被派往闽浙皖赣边，希望牵动国民党军，主力仍分散在苏区各线抵抗。8月高虎脑、万年亭继续发生激烈防御战。9月温坊虽取得局部胜利，也没有改变国民党军向苏区中心推进的态势。

毛主席没有全军指挥权，但仍在接触军事问题。9月，他在于都一带调查敌军部署、道路和地形，并把掌握的敌情电告周恩来。

一个月后，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地区渡过贡水，开始战略转移。毛主席随中央机关行动，军委纵队另有负责人，他不能直接决定全军怎样走。

10月出发时，中央红军约8.6万人。中央机关、后勤系统、大批伤病员和物资随军行动，军团既要开路，又要保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

此前，周恩来、朱德等人与陈济棠方面进行秘密接触，利用粤军同蒋介石中央军之间的利益矛盾，降低了粤赣边部分地段的阻力。中央红军连续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原定战略目标仍是进入湘西。

这个目标很快反过来限制了红军。

蒋介石逐渐判断出中央红军准备向湘西靠拢，开始调动湘军、中央军和地方部队向相关方向堵截。红军却仍拖着庞大的机关和辎重行列前进。11月底抵达湘江时，前锋已经控制部分渡口，后续部队和中央机关还在东岸赶路。红一、红三军团在两翼阻击，红五军团等部在后方承受追击，湘江两岸连续发生恶战。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余人。
原定路线却没有立即改变。红军仍准备向湘西前进，而国民党军已经在这一方向继续集结。湘江一战损失五万余人后，再沿已经暴露的路线北上，意味着3万余人的队伍还要向正在形成的堵截圈靠近。
毛主席提出改向贵州。

贵州方向的黔军力量较弱，国民党主要追堵力量又集中在湘桂一带。向西进入贵州，可以先把中央红军从已经暴露的会师路线中拉出来，重新寻找机动空间。

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境内举行紧急会议。当晚19时30分，中革军委发出标明“万万火急”的电令，部署部队继续西进。13日，军委再次命令各部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中央红军随即改变行军方向。

通道解决的是眼前怎么走，原来的湘西计划还没有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取消。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三天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重新处理整个战略方向。会议通过决定，认定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已经不适宜，新的行动区域转到川黔边，最初以遵义为中心。

随后，军委把新的决定下达到各军团。12月19日，部队按照黎平决定分路向黔北推进。毛主席的军事职务没有变化，红军的行军方向却已经按照他的主张改变。

这次改变也不是一个人的行动。周恩来主持和执行军委部署，朱德参与最高军事领导，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改变原有方向，各军团还必须在追兵压迫下打通道路。

毛主席在1934年底起到的作用，集中在一个具体选择上：当原定湘西路线已经被敌军判断并布置堵截后，他推动中央放弃继续执行旧计划，把剩下的3万余人带向尚有机动余地的贵州。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渡过乌江，进入遵义。直到遵义会议及其后的组织调整，毛主席才重新进入更高层级的军事领导。

1934年结束时，职务名单还没有恢复到两年前的样子。改变已经先落在地图和军令上。中央红军没有继续向湘西重兵集结区推进，而是转入黔北。

湘江之后剩下的3万余人，由此保住了重新选择战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