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汪东兴同志，在1955年担任公安部第九局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期间，经毛主席提议，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1955年评定军衔时，汪东兴遇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他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军队级别。

当时人民解放军评衔，大体以干部级别为基础。正兵团、副兵团、军级、师级，各有相应的军衔区间。可汪东兴这时担任公安部第九局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职务落在公安和中央机关系统，手里的工作却始终没有离开武装警卫。按照一般军队干部的级别表，他很难直接找到对应位置。

中央军委最后没有把他排除在军衔体系之外。
1955年七名没有军队级别而获授将官军衔的干部中，汪东兴名列其中，被授予少将。
这个结果与他当时坐在哪间办公室关系不大，真正连续下来的，是他从红军时期到中央警卫系统二十多年的工作轨迹。

1932年，汪东兴参加红军。此后做过排长、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也进过彭杨步兵学校，经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他早期的身份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中南海警卫负责人”，而是从基层红军部队里一步步走出来的军队干部。

1947年，这段经历有了新的用途。
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汪东兴被调入中央机关，负责警卫和转移保障。警卫在那种环境里并不是守一道门、检查一张证件。

中央前委走到哪里，警戒阵地、转移路线、武装掩护就必须跟到哪里。王家湾一带敌军逼近时，汪东兴曾带少量警卫力量承担阻击任务；此后又率小部队在延安、安塞一线活动。

战场离开了中南海很远，可后来中央警卫工作的骨架已经在这些行动中出现了：警卫人员既要保护中央机关，也必须具备独立行动、武装警戒和应付突发军事情况的能力。

1949年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以后，这支力量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取消。中央领导人集中办公，中南海成为党和国家重要机关所在地，警卫任务反而固定下来。

1950年汪东兴任公安部八局副局长，1953年又担任公安部九局局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职务名称变成了“局长”，工作对象仍包括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和承担警卫任务的武装力量。

这正是1955年评衔时最特殊的一层关系。
军衔制度要求把军人的身份、职务和等级重新固定下来，可中央警卫系统本身就横跨几个机构。行政管理可以放在公安和中央办公系统，执行任务却离不开军队性质的警卫部队。

汪东兴没有军级、师级这样的军队级别，不等于他已经成为与军队毫无关系的地方行政干部。

军衔评定也没有只看一张级别表。
1955年的制度规定，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都属于评定依据。汪东兴过去二十多年的红军经历、战争时期警卫行动和建国后的现实职务，由此被放到同一套标准中衡量。

毛主席一直处在这一警卫体系的中心。1947年以后，汪东兴长期承担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从进北平到中央机关进入中南海，警卫任务仍由他参与主持。毛主席对他的熟悉和信任持续多年。

但1955年的将官军衔已经不是战争年代临阵任命一个干部。

将级名单要经过各单位提名、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审查、中央军委审定，再进入正式审批程序。
9月15日，军衔实施委员会确定将级军衔名册；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大规模授衔正式举行。

当天，元帅和将官走的是不同程序。毛主席在怀仁堂向十位元帅颁发命令状；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的授衔典礼由国务院举行，周恩来向在京将官颁发命令状。汪东兴得到的少将军衔，就落在这套已经制度化的程序之中。

这颗将星也没有改变他的去向。

1955年12月，汪东兴兼任公安部副部长，仍然承担中央警卫工作。此后他的职务几度调整，警卫这条线始终没有断。1961年起，他再次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68年，又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和警卫部队政治委员。

十三年前那个看似不好对应的少将军衔，到这里已经有了现实落点。

汪东兴没有因为成为少将而去指挥一个师，也没有离开中南海走向野战部队。他继续管理的，还是那支负责中央安全的武装警卫力量。

1955年的评衔把一个长期存在却不容易归类的位置固定了下来：汪东兴人在公安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军旅经历没有中断，手中的警卫工作也没有脱离武装力量。

少将军衔落到他肩上时，确认的正是这样一种跨在军队、公安和中央机关之间的特殊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