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人说：分田单干后第二年就吃饱饭了。
笔者出生在冀中平原农村，我认为说这种话就好比说，一个人在大学里取得了成就，和他中小学没有关系一样。早在70 年代我国就在冀中平原大规模打机井、通过四三方案引进化肥设备、持续选育良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积极性，和这些前期积累的物质技术条件叠加，共同推动 80 年代粮食增产，二者不可割裂。

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4亿吨，人均粮食产量接近393公斤。这个数字常被直接接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面，仿佛土地一分到户，粮食马上就从地里多长出一截。

可把时间往前推几年，粮食曲线并没有这么整齐。

1978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约318.7公斤，1979年升到342.7公斤，1980年又掉到326.7公斤，1981年仍只有327公斤左右。

连续明显上升，是1982年以后的事。

与此同时，农村承包制也不是某一年全国同时落地，到1983年底，实行“大包干”的农户约1.75亿户，占全国农户94.5%。各地起步有早有晚，所谓“分田第二年”，全国根本找不到一个统一年份。


再看冀中平原，农民接手的也不是一片从零开始的土地。
1973年以后，北方打井已经进入大规模推进阶段。七年间建成机井220万眼，新增井灌面积1.1亿亩。到1979年底，北方井灌面积达到1.7亿亩，河北、山东、河南、北京的井灌面积都超过各自总灌溉面积的一半。
冀中冬小麦遇上春旱，能不能及时抽水，直接关系穗数和灌浆。承包到户以前，大批井已经打下去了。
这些井当然不是个个好用。

河北1973年至1978年新打机井48.8万眼，其中22.8万眼后来成为废井，一些地区还出现地下水位下降。七十年代的水利建设有损耗，也留下了资源代价，但大规模井灌能力已经形成。后来农户自己经营土地，开泵浇麦，用的正是这一时期铺开的生产条件。

肥料的时间线同样跨过改革前后。1973年的“四三方案”包括13套大型化肥装置，中国化肥工业的生产能力由此增加了一批大型项目。

1978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约884万吨，到了1983年已经达到1659.8万吨，五年接近翻番。
承包制改变了农户愿不愿意花钱施肥，化肥工业则决定市场上有没有足够的肥可买，两件事缺一头都不完整。

种子也早已在变。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北京8号”等小麦品种已在华北推广，“北京10号”后来进入河北等地。1973年以后，黄淮海地区继续进行耐迟播、抗病、高产品种选育。八十年代初农民种下去的麦种，已经经历多年改良。

土地没有增加，井、肥、种子的质量却和过去不一样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改变的，是这些东西怎样被使用。

生产队时期，出工、计分、分粮都要经过集体核算。多浇一次水、多追一遍肥、多锄一遍草，个人多付出的劳动与最后多分到的粮食之间隔着一层集体分配。

包干到户以后，一亩地由谁种、施多少肥、什么时候浇水，直接由家庭安排，增产后的大部分收益也直接落到家庭。过去已经存在的井、化肥和良种，由此获得了另一种使用强度。

1979年的价格调整又推了一把。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加价幅度提高到50%。当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比1978年上涨22.1%。农户多投一袋肥、多打一担粮，除了增加自家口粮，还能换回更多现金。

经营权、投入意愿和出售粮食的收益，在几年内同时发生变化。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小岗村这样的低产生产队实行包干以后，可以很快出现粮食和收入的大幅增加；全国粮食数据却没有在所谓“第二年”同步跳升。一个村可以迅速释放被压住的劳动积极性，全国农业却还受水利、肥料、良种、天气、价格和改革进度共同制约。

到1982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升到351.5公斤，1983年达到378.5公斤，1984年进一步升到392.8公斤。这个阶段，绝大多数农户已经进入家庭承包经营，化肥投入仍在增加，七十年代形成的井灌设施继续使用，良种继续推广，收购价格也已经调整。几股力量在同一时期叠到了一起。

所以，八十年代初的粮食增长不能拆成两幅互相否定的图景。
一幅只画承包合同，好像没有前二十多年水利、化肥和育种积累；另一幅只画机井和化肥，又仿佛经营制度怎么变都无所谓。

冀中地头的实际过程要具体得多：井先打下去，化肥生产能力逐步建起来，麦种一代代更换；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农民开始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开泵、施多少肥、种什么品种，收成的好坏也更直接落到自家的粮囤和账本上。

1984年那4亿多吨粮食，就是在这些已经铺开的条件上，由新的经营方式重新组合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