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董振堂最悲壮，长征开始时红五军团军团长，懋功会师后编入左路军，三过草地，西北会师后，又组成西路军征战西部戈壁，被马家军残忍杀害，如果不牺牲，建国后授衔，最起码是个大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刚在西北会师，董振堂便率红五军西渡黄河。同行的还有红九军、红三十军，共两万余人。11月，这支部队正式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推进。董振堂奉命担任前锋，走在队伍最前面。

这个安排与此前两年的长征形成了鲜明反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董振堂担任红五军团军团长，率部承担后卫任务。中央纵队携带机关物资、伤员和辎重，行军缓慢。后卫必须挡住追兵，让主力先走，等接到撤退命令才能离开阵地。

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在道县及湘桂交界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第三十四师奉命留在湘江东岸，最终遭受毁灭性损失，师长陈树湘也在突围途中牺牲。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兵力大幅减少，红五军团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

董振堂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与他的从军经历有关。

他毕业于保定军校，曾在冯玉祥西北军任职，经过多年作战，逐步升任高级军官。1931年12月，他与赵博生、季振同等率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约一万七千人举行宁都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他先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后来升任军团长。

1932年12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将红旗勋章授予董振堂和赵博生。
那时中央红军尚未开始长征，董振堂已经凭借宁都起义和此后的军事行动获得重要荣誉。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准备渡过金沙江，原定渡河计划受到船只不足等条件限制，红一、红三军团转向皎平渡。

董振堂奉命率红五军团在石板河阻击追兵。5月3日，红五军团开始布防。5日，随着主力渡河安排改变，军委要求董振堂继续坚守。敌军数次进攻，始终未能突破防线。直到9日晚，中央红军主力完成渡江，董振堂才率部撤离。

那时红五军团虽然承担最危险的阻击任务，却始终与中央红军的转移计划紧密配合。

主力渡江需要多少时间，董振堂就尽力争取多少时间。渡口安全了，后卫也有了撤退的条件。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部队分成左、右两路行动，董振堂率改称红五军的原红五军团部队编入左路军，随朱德、张国焘行动。
部队北上穿越草地后，张国焘决定南下，董振堂又率部折返。1936年，随着红二、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红五军再次通过草地。

三次往返，部队经历了长距离行军、自然环境消耗和连续作战，却没有得到充分休整。

1936年年底，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时，红五军已经转为西进的先头部队。这里南靠祁连山，北接荒漠，城镇之间相隔较远。马步芳、马步青部拥有较多骑兵，能够沿道路迅速集结。西路军主要依靠步兵行动，补给还要依赖沿途城镇。

12月30日，董振堂率军占领临泽，随即分兵。军政委黄超带第三十七、第四十三团留在临泽，董振堂率第三十九、第四十五团及骑兵、军直属人员继续向西，1937年元旦占领高台。

高台守军约两千八百人。
董振堂进城后组织筹粮、制作棉衣、修筑工事，同时收编部分投降的地方民团。新兵增加了，弹药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充。更麻烦的是，红五军的无线电台留在临泽，高台守军缺少直接联络上级的通信设备。

高台被占领后，西路军领导人原准备利用当地条件补充休整。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等向中央报告继续西进的困难，包括粮食、道路和敌军骑兵威胁。5日，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暂勿西进，集中在两三处，以便互相策应。

西安事变后，黄河东岸的军事局势也在变化。

1月12日，马步芳部集中五个旅及地方民团，共两万余人围攻高台。董振堂将第三十九团部署在东关，第四十五团防守城南，骑兵分队控制北面。敌军依靠优势兵力和炮火逐步夺取外围工事，随后转向城墙展开强攻。

红五军连日抵抗，弹药越来越少。城内组织铁匠、木匠制作刀、叉、铁棒，官兵还用砖石阻击登城敌军。部分新收编人员缺乏训练，守军也难以充分掌握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董振堂派人出城寻找总部和临泽守军，未能恢复有效联系。西路军总部曾派骑兵增援，临泽红军也尝试接应，但均遭敌军阻拦。高台城内的部队不断伤亡，周围友军却无法突破封锁进入县城。
1月20日，敌军再次猛烈攻城。部分收编民团倒戈，城防被突破，红五军转入巷战。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将领相继牺牲，守军几乎全部损失。董振堂牺牲后，敌军还残忍地割取其头颅示众。

董振堂牺牲时只有四十二岁，已经历宁都起义、中央苏区作战和长征，多次担任重要军事指挥职务。

1957年，高台烈士陵园正式建成。1965年，红五军阵亡将士公墓前又竖起纪念碑。

碑上镌刻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五军阵亡烈士公墓”。那支曾在湘江、金沙江掩护主力撤退的部队，最终有两千多名官兵留在了高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