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后：贺子珍看到毛泽东的改变

1945年6月10日，延安杨家岭，中共七大正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王稼祥没有当选正式中央委员。就在候补中央委员投票之前，毛主席向代表们讲起十年前的遵义会议，特别提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的贡献。王稼祥早年犯过错误，毛主席没有回避，却仍希望代表们考虑选他。

十年前，这几个人还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时，毛主席已离开主要军事指挥岗位。

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他一直没有恢复对红军主要作战行动的指挥权。
博古、李德参与主导的军事部署依然执行，红军按原定方向西进。湘江战役造成严重损失，继续向湘西行军，又面临国民党军沿途阻截。

毛主席提出转向贵州，却不能独自调动部队。
改变路线，必须说服参与中央决策的同志。他沿途与张闻天、王稼祥交换意见，也同周恩来等人商量作战问题。

张闻天原先与博古等人同在中央领导机关工作，逐渐接受了毛主席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王稼祥也转而支持改变军事方针。这些原来意见并不相同的负责人，开始在一次次讨论中形成共同主张。

贺子珍随中央红军长征，行军时与毛主席不在同一个单位。
宿营后，她有时去找毛主席，得知他又去同某位负责人谈话。那些谈话的具体内容，她无法全部知道。

她熟悉毛主席过去的处事方式。遇到原则性分歧，他有时性情急躁，讲话生硬，容易影响同志间的相互谅解。长征途中，他开始更加耐心地同人商量，反复解释自己的意见，连过去不愿同他交谈的同志，也成为他主动争取的对象。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决定向黔北前进，改变原先的行动方向，并决定进入遵义地区后再开政治局会议，检查军事指挥。毛主席提出的转兵意见得到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支持，中央红军随即改变行军路线。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
张闻天批评原有军事方针，周恩来承认军事指挥应负的责任，毛主席分析阵地防御和消耗作战造成的损失。会议没有将全部政治路线争议一并付诸讨论，而是集中处理军事指挥和组织分工问题。

会议选举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先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却没有把全部军事权力交给他。

朱德、周恩来继续指挥部队，周恩来仍负责军事上的最后决心。
博古受到批评，仍留在中央领导集体。2月5日，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主席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此时，毛主席已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但重大军事决定仍需其他负责人参与。
干部使用方面也出现调整。此前因“罗明路线”问题受到打击的罗明重新得到任用，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萧劲光受到的党籍、军籍处分被取消，后来又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参谋长。原来受到打击的军事干部，重新回到了部队工作岗位。

贺子珍曾回忆，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更加沉着，考虑事情更加周到，尤其注意团结同志。
他还向贺子珍谈起过，办事情需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过去依靠反复争论仍难以解决的分歧，如今逐渐能够通过中央的集体讨论形成决定。

但获得多数支持，并不等于此后的意见都能得到通过。
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土城作战受挫，军委决定撤离战场，随即一渡赤水。

2月下旬，红军夺取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到了3月，毛主席又一次同多数中央负责人发生军事分歧。

3月10日，林彪等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多数与会者赞成，毛主席却担心红军在攻城时遭敌军合围。他的意见未获通过，连几天前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也被取消。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继续寻找周恩来商议。周恩来负有军事最后决心的责任，听取意见后同意重新讨论，朱德也参加了商议。3月11日，中革军委发出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原定作战计划被撤销。

经过这次争论，毛主席建议成立人数更少的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将意见转达张闻天。
3月12日，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处理紧急军事事务。三人共同参与全军军事行动的指挥，减少了频繁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具体作战问题的困难。

此后，中央红军继续转战贵州。
3月中下旬，部队三渡、四渡赤水，随后南渡乌江，转兵云南。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主力的围追。中央领导层在连续转战中不断商议军情，调整行动命令。

1945年七大选举时，毛主席已经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面对王稼祥落选，他仍专门向大会说明王稼祥、张闻天当年支持改变军事方针、推动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作用。

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王稼祥以得票数排名第二当选。6月19日，张闻天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年前在长征途中帮助推动军事方针转变的两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领导机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