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听错！这是博古警卫员康念祥晚年接受采访时说的原话，这位跟随博古走完长征全程的老红军，用亲身经历揭开了那段被硝烟遮蔽的后勤真相。

1934年12月，朱德、周恩来向红军各兵团首长和参谋长发出一封关于文电保密的指示信，要求把文件分成“机密、普通、常用、待查”四类，分别装置。长征出发前的命令更严：部队离开驻地，必须检查有没有遗留军事秘密文字。

有的文件必须随身携带，有的需要及时销毁，处置失当就可能落入追兵手里。

1934年8月，中央制定秘密工作规则，转移前重新规定部队代号。

主力离开后，一部分机关继续留在苏区活动，《红色中华》报照常出版，对大军行踪保持沉默。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中央机关也跟着队伍迁移。

秘书、机要、总务人员被重新编配，重要文电交由专门机构管理，运输队承担搬运任务。
中央领导人的随身行装中，还有另外一类必须交专人守护的东西：印鉴、重要文件和部分经费。

博古身边的警卫员康念祥，就有一项特殊差事。他是江西吉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前夕被调到博古身边。

博古当时负中央总的责任，身边配有几名警卫人员。
康念祥照顾博古的生活，也保管一副挑子里的两只铁皮箱。箱中装着中央的重要印鉴、文件和部分公款。行军时能用马驮便用马驮，到了宿营地，他还得守好箱子；牲口不能使用，就靠人力搬运。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八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

此前的9月10日，中革军委已经要求各军团建立后方勤务组织，征调人员组成运输队；国家银行也安排携带银元随军出发。康念祥负责保管中央机关的部分重要物件，国家银行的资金和各军团的粮秣则由其他人员负责运输、供应。

11月下旬，中央红军突围至湘江，国民党军从多方向逼近，负责掩护的部队连续作战，中央纵队和运输人员必须抢渡。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锐减，大量辎重难以继续带走。

队伍转向贵州，运输人员不得不适应新的行军路线。

军委一局将文电分类保管，重要的随队带走，实在无法携带的或销毁，或交留守机构。

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制定转移中文电处理、保管办法。军委二局继续侦听敌军电讯，为部队掌握敌军动向提供情报。各部队还要检查驻地，收回遗留的文件和废纸，防止泄露兵力与行军安排。

《红星》报的工作人员把油印设备装进四只铁皮箱，跟着中央机关行军。

到宿营地后，他们赶着刻写、油印，再将数百份报纸送往部队。1935年1月，康念祥随博古进入贵州遵义。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的错误军事指挥。博古没有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议决定由毛主席担任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常委再作分工。

同在遵义，红军开始整顿供应工作。
1月8日，总政治部发出进城通令，禁止战士随意向群众借取物品。城内开办了被服厂、修械所和粮秣厂，修理旧枪，为新兵制作军服。

1月23日，林伯渠、李富春就没收品和征发品的领取发出办法：谷物按需要由部队领取，盐油、布匹根据数量交供应机关处理。贵州一些地方的群众此前因国民党军和地方势力的宣传而携粮躲避，红军供给人员需要调查粮源、组织征集或出钱购买。

红军离开遵义继续转移，中央领导职责也在行军途中改变。
1935年2月，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博古随后让康念祥把两只箱子送交张闻天的警卫人员。

康念祥向接收者说明文件、印鉴和经费，完成移交后，仍留在博古身边担任警卫。
2月20日，总政治部向部队发出保障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组织沿途征集，要求节省开支。红军重占遵义，缴获枪支和十万余发子弹。

供给机关继续筹办粮秣，机要机关继续收发文电，中央机关随着四渡赤水的机动作战反复迁移。

博古交出总负责人的职责后，转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他又被任命为重新组建的总政治部主任。

1935年12月，抵达陕北的中央机关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建制。长征期间由军委机关统一管理的机要工作，逐步转回常设机构。

1937年，军委通知各部队征集红军历史文献，对曾由个人保存的文件进行清理。
康念祥继续跟随博古完成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初离开警卫岗位，进入红军学校学习。

1945年党的七大上，博古检讨此前执行的错误路线，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

1952年，康念祥在《自传》中专门写到那项随军保管工作：“重要文件、图章和装公家金条的箱子均由我保管，没有发生过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