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赠给李银桥的《长征》手书，后来被林铁夫妇借走用于刊发。几经波折，原件在特殊年代抄家后下落不明，李银桥终身遗憾

1965年7月31日，《光明日报》刊出了毛主席《七律长征》的一种手迹图版。
几十年后，这幅字仍能从报刊、复制品中看到，可当年那张真正写过、补过字、折叠保存过的原件，却没人能再指出它在哪里。

原件最早属于李银桥。
1962年4月，李银桥准备离开北京，到天津市公安局工作。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临行前，毛主席写下一册《七律长征》折子送给他。李银桥后来回忆，诗中“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曾漏掉“索”字，随后补在“铁”字旁边。

折子背面后来又有他人题字，这些都使原件和普通翻印本有了区别。
到了天津以后，这件私人纪念物很快进入另一条流转路线。

李银桥工作中与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有接触。林铁的妻子弓彤轩喜爱书画，得知李银桥手里有毛主席亲笔书写的《长征》，提出借去观看，并准备提供给报纸刊发。

李银桥把原折交了出去。
报纸要刊登手迹，就必须把纸面字迹转成可以制版、印刷的图像。

此后社会上出现的《长征》手迹，可以不断翻印；李银桥关心的却始终是那册具体的折子。两者从此不再是一回事。

后来，有人送回一册《长征》。李银桥查看后发现，背面原来那些题字没有了。

他据此认定，送回来的不是自己交出去的那一册，而是一件复制品。此后他继续追要原件，却始终没有拿回来。

如果事情只停在这里，原件至少还有明确的追索对象。1966年以后，情况完全变了。
林铁受到批判并被撤职，家中财物遭到查抄。原来集中在一个家庭里的箱柜、书画和其他物品开始被搬离住所，有些运往保定，后来又有部分物品转到石家庄，由不同人员和单位接触、保管。原来还能通过林铁本人、家属或办公室寻找的一件东西，被卷进了大批查抄物品的流动之中。

李银桥自己的处境也发生变化，追讨原件的事情被迫中断。
这种中断持续了很多年。等到林铁1980年平反、有关问题陆续得到处理时，当年被搬走的财物已经经过多次转手。部分东西后来办理清退，部分物品的去向却再也接不上原来的记录。那册《长征》没有出现在能够明确辨认的返还物中。

真正大规模追查已经到了1997年。
李银桥向中央办公厅反映情况后，相关请求被转到河北。

河北方面重新寻找当年的经手人，找到弓彤轩，也询问接触过林家查抄物品的人员，并查到石家庄市图书馆等曾经保管过有关柜物的单位。


调查人员面对的已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串三十年前留下的断点。
有人记得柜子从哪里搬走，有人记得自己保管过钥匙，有人知道物品后来到了石家庄；有关单位也能确认曾经接收过林家的部分物品。但当问题缩小到那册《长征》时，没有一个环节能够继续往下接。

谁在查抄时见过它，没有明确记录。
它是否装进后来运走的柜子，没有明确清单。即使它曾经随柜物到过保定或石家庄，也找不到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交接登记。

原件的最后位置，就消失在这些没有对上的环节之间。
这也留下一个重要区别：林铁家被抄，与《长征》手书从此失踪，在时间上前后相接；但没有能够把原件的消失准确锁定在某一次查抄、某一次搬运或者某一个保管单位。它可能在这些环节中的某一处离开原来的流转链，却没有人能把最后一步指认出来。

1999年，李银桥仍在继续寻找。他和家人再次反映情况，并提出，如果原件能够追回，愿意交给国家有关部门保存。

此时距毛主席把折子送给他，已经过去三十七年。
与原件的失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字迹本身并没有消失。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七律长征》的手迹图版不断被报刊、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采用。复制技术保存了毛主席书写的字形，却保存不了那册折子背面的题字，也保存不了它从李银桥家中借出以后每一次实际交接。

一件东西能被不断复制，并不等于原物仍然处在可以控制的保管链中。
李银桥后来寻找的，始终不是一张能够重新印出来的《长征》，而是1962年毛主席亲手交给他的那册原折。

2009年，李银桥去世。直到他生命结束，公开记录中仍没有原件重新出现的消息。

那册手书经历了赠予、借出、刊发、复制，又赶上林家财物被查抄、转运和多年后的清退。报纸上的字一直留了下来，真正的那册折子，却停在一条再也接不上的保管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