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孙中山之子孙科，对离异的蓝妮一见钟情，后来向她求婚，已有3个孩子的蓝妮却说：“嫁给你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1947年1月12日，孙科的公馆秘书室在报纸上刊出一份声明：孙科在上海除了自住公馆，没有房屋出租，也没有为一起租房官司给律师写过亲笔信。两天前，《文汇报》报道，上海玫瑰别墅四号楼发生租约纠纷。房东要收回住房，租期未满的住户拒绝搬迁，双方闹上法庭。

房东是蓝妮，报纸却把孙科的名字也带了进去。

此时，蓝妮与孙科已经往来十余年，生下了女儿孙穗芬，外界常称她为孙科的“二夫人”。孙科发表的声明，只否认自己参与出租房屋及向律师写信，没有替蓝妮提出任何诉讼要求。这位曾经得到立法院院长亲笔承认的女子，经营自己的产业时，依旧要面对房客、合同和法庭。

蓝妮认识孙科以前，已经离开李家。
她与李定国婚后曾生育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早夭，三个在世子女主要随父亲生活。离婚后的蓝妮还要照顾娘家亲人，曾靠介绍汽车买卖取得收入。当时上海买得起汽车的人不多，她利用此前结识的客商，在买卖双方之间奔走。

1935年，她与孙科已经建立亲密关系，一度到南京担任他的秘书。孙科时任立法院院长，原配陈淑英仍在，两人育有两子两女。1931年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已经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孙科可以让蓝妮进入自己的生活，却不能凭私人承诺解除与陈淑英的婚姻。

孙科后来给蓝妮写信，称她为“蓝夫人”，还留下亲笔字据，将陈氏列作原配，把蓝氏称为“二夫人”，并写明此外没有第三人。

当时司法解释将纳妾与正式结婚区别处理。私人承认没有使蓝妮取得与陈淑英相同的法律配偶身份。孙科的原配婚姻继续存在，蓝妮也始终处于孙家正式婚姻关系之外。

孙科给过蓝妮实际的经济支持。
1935年，他为蓝妮在上海购买一幢花园洋房。后来蓝妮出售这处住宅，把所得款项用于房地产开发，又联系地产商杨润身筹划购地，通过银行贷款补充资金。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量人口涌入上海租界，住宅需求增加。蓝妮请建筑师设计，在一条弄堂内兴建七幢花园洋房，取名玫瑰别墅。

房屋均为三层，配有花园，部分采用分层居住设计，室内有厨房、佣人通道及供暖设施。她安排亲人入住其中几幢，又将部分房产投入出租经营。原来依靠孙科给予生活费的蓝妮，开始亲自处理购地、贷款、营建和租赁事务。

1940年前后，陈淑英来到重庆，与孙科共同生活。
蓝妮逐渐把生活重心转回上海，照顾1938年出生的女儿孙穗芬，同时继续经营产业。

她没有因为离开孙科身边便停止投资，也没有因为拥有房产就能任意处理租客。
玫瑰别墅四号楼发生纠纷时，租约尚未到期，住户不愿提前迁出。孙科虽然与蓝妮关系特殊，但租约涉及的是房东和租客之间的权利义务。1947年的登报声明，也没有替蓝妮解决这场官司。

不过，孙科并非从来不介入她的商业事务。
1946年10月，孙科曾致函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刘攻芸，请求发还与蓝妮一方有关的八十四桶颜料。

刘攻芸在10月21日回函，说明持货方仅能拿出仓库栈单，缺乏足够的购买凭证，货物来源又涉及战后敌伪财产处理。

审议会已经决定没收，但接到孙科来函后，可以重新提交复议。
立法院院长的信件确实进入了行政处理程序，却没有使原来的没收决定立即失效。
到了次年，玫瑰别墅的租房官司又把孙科的名字推上报纸。这一次，他通过公馆秘书室公开澄清。
两件事情都与蓝妮财产有关。孙科在颜料问题上主动写信，在房屋纠纷中却否认个人参与。私人关系给予蓝妮接触高级官员的便利，也使孙科承担了私人商业事务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

1948年，风险进一步扩大。
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期间，李宗仁阵营把颜料事件重新翻出来，连同“敝眷蓝妮”的称呼一起刊登在报纸上，指责孙科利用职务关系照顾私人利益。

原本发生在上海行政机关与商人之间的货物争议，成了南京国民大会选举中的攻击。

孙科承认蓝妮为“二夫人”，此时反而使他更难回避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联系。副总统选举经过四轮投票，李宗仁最终击败孙科。选举还受到国民党内部派系竞争、各方拉票及代表投票的影响，颜料事件只是竞争阵营发动的一项政治攻势。

孙科落选后仍曾出任行政院长，与蓝妮的关系却逐渐走向破裂。
蓝妮离开上海，迁往香港，后来又移居美国。此后的生活，她没有再依靠孙科恢复过去的地位。
1990年代初，上海有关部门安排玫瑰别墅二号楼原住户陆续迁出，并对房屋进行整修。

蓝妮结束在锦江饭店的暂住生活，重新搬进自己当年经营兴建的花园住宅。
当初孙科亲笔给予她的“二夫人”称谓，保存了几十年。

孙科已经离世，婚姻关系也没有因此改变。
复兴西路四十四弄的七幢洋房仍在。

蓝妮晚年住回的二号楼，是她当年出售孙科赠予的住宅、筹集资金、联系建筑师和银行以后，亲自参与开发的产业。

1996年，蓝妮在上海去世。她晚年的最后住所，仍是玫瑰别墅二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