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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平:最大的危险,不是它跑得太快,而是它假装自己知道终点在哪里 】  (孙

【 孙立平:最大的危险,不是它跑得太快,而是它假装自己知道终点在哪里 】

  (孙立平社会观察 2026年10月27日10:52 )

  我们多次讨论过一个问题,那些技术精英为什么那么急?(见“孙立平:为什么停不下来?急的是什么?”网页链接) 其背后,是一种加速主义。现在人们经常议论的现在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与风险,与此有着直接关系。  

     ▪️  一个致命的自负

  有效加速主义一个最流行的口号是:“加速,否则死亡。”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压力甚或是一种身处险境时的无奈的选择。而且,看起来很谦卑、很有自知之明:不是我们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停下来更危险,所以,只能往前冲。

  但其实,这种谦卑是一种伪装。

  在这层修辞的背后,你可以发现的,是它的一个非常确定又有点自负的信念:技术加速的终点是好的,而且我们知道那个终点长什么样。在他们的心目中,超级智能、后人类、多行星文明、意识上传,这些不是作为可选项的可能性,而是被预设为“必然到来”的目的地。

  加速主义不是在说“我们不知道路的终点在哪里,所以先走着看”,而是在说“我们知道路在哪里,终点在哪里,所以谁减速谁就是敌人”。

  这就是它最大的危险。不是它跑得太快,而是它假装自己知道终点在哪里。  

     ▪️  哈耶克会怎么看?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批判计划经济,其核心论据不是计划者算得不够好,而是他们误以为社会可以被一个中央大脑完整计算和设计。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知识,实际上知识是分散的、局部的、默会的,没有任何单一的节点能够聚拢全部知识。

  这就是哈耶克对致命自负的批判。

  技术加速主义其实就是同一个错误在数字时代的变种,甚至是一个变本加厉的变种。它相信,只要算力足够大、数据足够多、模型足够强,就能优化一切——经济、治理、甚至人类本身。它把社会视为一个可以被求解的工程问题,把文明视为一个可以被重新设计的系统。

  如果说计划经济要设计的是经济体系,加速主义要设计的则是社会的模式,甚至是人类和文明的存在状态。

  而哈耶克的核心洞见是:没有任何人拥有足够的理性去设计文明的整体走向。加速主义所谓的必然,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一种被资本和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政治选择。它把少数技术精英对未来的想象,包装成了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  

   ▪️  巧妙包装起来的致命的自负

  加速主义是如何假装自己知道终点的呢?它用了三重伪装。

  第一重伪装是,把加速等同于进步。其实速度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取向,但加速主义为速度赋予了道德价值,快就是好,慢就是坏。质疑速度的人被贬为“减速者”,是“末日论者”。但问题是,速度不是方向。一辆车开得再快,如果方向错了,只会更快地到达悬崖和灾难。

  第二重伪装是,把技术可行性等同于社会可欲性。如果一件事技术上能做到,加速主义就默认它应该被做出来。超级智能、基因编辑、意识上传等等,只要技术上可行,伦理和政治的质疑就被视为阻碍。但能做从来不等于该做。这是人类最应该区分的东西,而加速主义恰恰是要取消它。

  第三重伪装是,把精英的判断等同于文明的必然。少数技术精英对未来的想象,比如火星殖民、数字永生、后人类物种等,说成是整个人类的命运。但谁授权他们代表人类了?谁决定了文明的火种应该以什么形态延续?谁被排除在“方舟”之外?这些问题在加速主义的框架里不被提出,因为提出它们就意味着承认:终点不是给定的,而是需要用人们的权利来选定的。  

   ▪️ 真正的危险:取消纠错的权利

  如果加速主义只是“跑得快”,它并不可怕。跑得快可以刹车,可以调整方向,可以在试错中学习。

  但加速主义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在于,它取消了刹车和调整的权利。它把加速设定为不可质疑的前提,把终点设定为不可讨论的目的。一旦你接受这个框架,政治审议、民主辩论、伦理反思就都变成了阻碍技术进步的多余环节。

  哈耶克强调,自发秩序的优势不在于快,而在于允许试错、允许修正、允许分散主体根据局部信息进行调整。价格、竞争、法治、民主审议,都是缓慢但可纠错的机制。加速主义则把速度本身当作最高价值,系统性地摧毁这些纠错机制。

  一个不允许减速的系统,也失去了纠错能力。越快,错误被放大的速度也越快;越集中,单点故障的后果越不可逆。

  而且,更根本的问题是,谁有权来定义终点?加速主义最深层的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如果终点是给定的,如超级智能,如后人类,如多行星文明,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如何最快到达。而如何最快到达是一个工程问题,工程问题由工程师解决,工程师由资本雇佣,资本由少数人控制。于是,一个关于人类未来的根本性政治问题,被转化成了技术精英的内部事务。

  所以,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主权问题。而加速主义最精巧的操作,就是把主权问题伪装成工程问题,让少数人的选择显得像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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