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的女婿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既不抵抗，也不起义，而是直接下令就地解散部队，悄悄放走大牢里的政治犯，随后只带了一本《曾国藩家书》，默默出走香港。

1949年10月1日，甘肃酒泉公布了一份部队整编命令。
原国民党第120军直属队、第173师、第245师残部，被合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独立第一团，共2179人。这支部队的军长周嘉彬，此时已经离开酒泉九天。原有官兵并未就地解散，军部、师部仍保留着部分人员，武器弹药也要逐项清点。

第120军换了番号，进入新的军事编制。

周嘉彬是张治中的女婿，曾任西安警备司令、兰州警备司令。

1949年，他担任第120军军长。这支部队刚刚组建几个月，就被卷入西北战场的大撤退。第120军由甘肃地方保安部队和陇南新征士兵组成，下辖两个师。6月，第119军东进陕西，第120军接防天水。7月底，解放军逼近天水东北，周嘉彬率部撤往兰州。

8月兰州战役期间，第120军承担黄河北岸部分河防任务。
26日兰州解放，国民党西北主力遭受重大损失。第120军残部沿河西走廊西撤，进入酒泉。退到这里，部队的兵力已经大幅缩水。接收时的统计显示，第120军直属队1014人，第173师726人，第245师825人。两个师加上军部，总共只有两千多人。

酒泉城内还有第91军残部、河西警备总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第八补给区。
名义上仍有军长、师长、司令，实际兵力却分散在不同机构之下。

解放军继续向西推进，张掖、临泽相继解放。

河西驻军面临两个直接问题：继续抵抗将遭到解放军进攻，撤向新疆又可能影响正在准备和平起义的新疆驻军。玉门油矿也处在这条通道上。油矿、仓库、汽车运输部队一旦遭到破坏，解放军向新疆推进所需的后勤保障就会受到影响。

9月21日，解放军代表刘振世抵达高台，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接触。
刘振世传达王震方面的要求，河西各部原地待命，接受和平改编，同时保证玉门油矿安全。彭铭鼎提出，解放军暂时停止向高台以西推进，待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赴兰州谈判有了结果，再处理驻军问题。

这时，张治中也在北平推动西北和平解决。
9月22日，张治中致电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要求他以自己的名义通知周嘉彬、黄祖勋两军，与解放军前线将领接洽，尽快采取行动。

但就在当天，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刘任带着周嘉彬等人，从酒泉乘飞机前往重庆。周嘉彬离开了驻地，也离开了正在进行的军事谈判。

军长走后，第120军参谋长宋耀华、第173师师长李焕南等人仍留在酒泉。
9月22日晚，彭铭鼎召集河西警备总部及各部军官开会，商议起义。此后两天，各部继续协调，准备由陶峙岳领衔发表起义通电。9月24日，河西驻军宣布起义。通电上有彭铭鼎、汤祖坛、彭月翔等人的名字，第120军所属的李焕南、刘漫天两位师长也参加署名。

周嘉彬没有签名。

9月25日，人民解放军第二军进入酒泉，第八补给区调出汽车接运部队，城防开始移交。原有驻军没有被一声令下全部遣散，各部仍须保存武器、仓库和物资，等待接收。

9月28日，解放军第二兵团发布整编命令，要求各部原负责人维持现状，造具表册，听候改编。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河西警备总部，则在所属部队改编结束后撤销。

旧军官也获得不同安排。第173师第517团团长吴世武，改任第四军独立第一团团长；第120军参谋长宋耀华，转任第二兵团工兵团代团长。彭铭鼎进入第二兵团担任副参谋长，彭月翔进入第四军担任副参谋长。

第八补给区所属的汽车、仓库和修理机构，则改编为酒迪运输司令部。原来服务国民党西北驻军的运输力量，开始承担新的军事运输任务。

周嘉彬此前还参与过另一件事。
1946年，张治中在新疆推动释放被关押的中共人员，由刘亚哲负责护送返回延安。车队途经西安时，周嘉彬担任当地警备司令，安排参谋郑坚吾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协助车队人员转往办事处住宿。

7月11日，129名获释人员抵达延安。
释放行动发生在新疆，周嘉彬参与的是西安途中的接应，并没有在1949年酒泉主持释放政治犯。

至于1949年离开酒泉后的周嘉彬，他到了重庆，又经成都、海南辗转前往香港。妻子张素我和孩子先行抵港，一家人在那里团聚。

他离开时，没有带走第120军。
那支军队也没有随着军长前往香港，更没有继续奉命向新疆撤退。
10月15日，河西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结束。原第120军的官兵已经归入人民解放军新的编制，部分旧军官转任新职，其他人员分别接受学习、工作或遣散安排。

周嘉彬在香港停留约一年，于1950年返回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来在水电部门担任参事，并担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6年4月，他在北京去世。

此前27年，酒泉那支由他担任军长的部队，已经在没有他签字、没有他亲自主持交接的情况下，完成了起义和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