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个神奇的幻术师“侯莫陈利用”被当街剁碎的魔幻人生，暴露了赵光义的执政水平。

端拱元年（988年）三月，商州。

侯莫陈利用被按在刑场上。刀斧手已经就位。与此同时，一匹快马正从开封方向狂奔而来，马上是太宗派出的中使，怀里揣着一道赦免的诏书。

马跑到新安，陷进了泥里。等把马拉出来、换乘继续赶路，到了商州，侯莫陈利用已经被“磔于市”了（剁成碎肉）。

差了一步。就差这一步。

侯莫陈利用是益州成都人，“幼得变幻之术”。太平兴国初年，他在开封卖药，靠“言黄白事”——炼金术、点石成金那一套——惑动了不少人。枢密承旨陈从信把他报给了太宗。太宗当天召见，“试其术颇验”，当即授殿直。

一个没有任何功名、没有任何军功的人，因为一场“灵验”的幻术，进入了官僚系统。然后一路升迁：崇仪副使、右监门卫将军、领应州刺史、单州刺史，雍熙四年，郑州团练使。升官之快，令人咋舌。

更值得琢磨的是雍熙三年那道任命。那年诸将北征，太宗“以利用与王侁并为并州驻泊都监”。王侁是谁？就是后来在陈家谷口逼死杨业的那个监军。侯莫陈利用被放到了同样的位置上——一个靠幻术起家的方士，和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文官，并列成为并州边防的监军。这不是个案，这是太宗朝监军制度的一种常态：皇帝需要有人在军队里替他盯着武将，至于这个“有人”懂不懂军事，不重要。

侯莫陈利用得宠之后，“前后赐与甚渥，依附者颇获进用，遂横恣无复畏惮。其居处服玩皆僭乘舆，人畏之不敢言”。

一个方士，住的地方、用的东西，都僭越到了皇帝的标准。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为什么没人敢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背后站着的是太宗。

太宗朝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皇帝需要一种不被外朝官僚系统约束的私人权力通道。王继恩是宦官，弭德超是潜邸旧吏，侯莫陈利用是方士。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权力来源只有一个：皇帝的宠信。他们没有科举功名，没有军功资历，没有士大夫的网络。他们只能依附于皇权本身。所以太宗用他们用得很顺手。侯莫陈利用不是“制度”的一部分，他是“制度”之外的那条私道。他坐南向、用红黄罗袋装犀玉带，这些僭越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清晰地知道：只要太宗还需要他，外朝拿他没办法。

后来，赵普第三次当宰相，查实了侯莫陈利用“杀人及诸不法”的罪状，“尽奏之”。太宗的态度很有意思：“欲贷其死”。皇帝不想杀他。赵普说了一句话，把这件事从个人好恶拉到了制度层面：

“陛下不诛，是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

法可惜，此何足惜。一个靠幻术得幸的人，在赵普眼里，命根本不值钱。值钱的是“法”——是那个让外朝官僚系统得以运转的规则体系。如果皇帝可以因为“喜欢”就放过一个杀人僭越的方士，那么法就不再是法，而是皇帝心情的附庸。

太宗无奈，被迫下诏将侯莫陈利用除名，发配商州禁锢。但赵普“恐其复用”，继续追查，让窦諲上疏告发侯莫陈利用“每独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带用红黄罗袋”，又让宋沆把从他家里搜出的“指斥切害”的书信呈上。太宗“怒”，令中使“臠殺之”——凌迟处死。

可就在这之后，太宗又又又后悔了。派使者去赦免。使者没赶上……

太宗最后感叹一句“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被史官记了下来。这句话里的委屈是真实的。一个皇帝，连保一个人都保不住，这在太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但赵普的回答同样不可动摇：你保了他，法就没了。

侯莫陈利用的死，不是正义的胜利。它是一个侥幸。赵普赢了，不是因为制度本身有纠错能力，是因为赵普这个人足够强硬，且恰好坐在了宰相的位置上。如果赵普没有再次入相，如果太宗追赦的使者早到半天，侯莫陈利用会继续活着，继续坐南向、用红黄罗袋，继续杀人僭越。而“法”什么都不会发生。

一个王朝的健康，如果依赖于某一个强硬的宰相恰好出现，而不是依赖于制度本身对“佞幸”的自动排斥，那么这种健康就是脆弱的。侯莫陈利用被磔于市，“闻者快之”。可快意之后，下一个侯莫陈利用还会出现。因为产生他的那条通道——皇帝绕过制度、用私人宠信来延伸权力——从来没有被关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