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黄世仁”陈强提着两瓶好酒，来到“喜儿”田华家，求田华，“田华啊，你把我儿子陈佩斯收了吧，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主要信源：（网易网——陈强为了儿子陈佩斯，苦熬四年终于摘掉黑帮的帽子，如今怎样了）

陈强演了一辈子黄世仁，也因为这个角色，欠了儿子一个前程。

那天他敲开田华家的门，手里拎着两瓶汾酒，进门坐下，话在嘴边转了几个弯才说出口，请老战友给陈佩斯一个考试机会。

田华没有马上答应，她知道这位老搭档向来骨头硬，能说出“走投无路”这四个字，可见已经把所有办法都试尽了。

屋里安静了一阵，陈强没有催，就那么坐着等，手指头轻轻摩挲着酒瓶，像在等一个关乎下半辈子的宣判。

陈佩斯那时从内蒙古兵团回来快两年，考过北京军区的文工团，也考过总政的话剧团，都碰了钉子，不是专业不行，是他爹演了黄世仁，那个恶人形象像一道无形的关卡，把儿子的路也挡死了。

这种连坐式的冷遇，搁在谁头上都像一座挪不开的山。

陈强没有多说别的，放下酒就走了。

田华想了想，最后让他来试一次，毕竟八一厂正在筹建学员队，能不能上，让考场说话。

她知道这个决定也押上了自己的判断，万一这孩子不是那块料，闲话立刻会飞回自己头上。

考试那天陈佩斯什么都没有，没有伴奏，没有像样的行头，上去朗诵了两首诗，又唱又跳，演了一段即兴小品。

那个小品演的是一个干活毛手毛脚的小伙子，越急越出错，越出错越慌乱，他把那种手足无措的狼狈演得让人忍不住想笑又不忍心笑。

考官里有不同声音，嫌这年轻人长相不够，鼻梁不高，脸也不周正，放在演员堆里怎么看都差些底气。

田华注意到的却是另一回事，这孩子上了台眼睛敢看人，动作不僵，演到狼狈的场面时，那种打工人特有的倔劲是装不出来的。

她顶住压力，只说了一句，演员行当不能只收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脸，反派角色总要有人演，这孩子行不行，考场里见真章。

厂里最后出了个折中的法子，再加试一场。

第二场陈佩斯几乎使出了全部家底，朗诵、小品、歌，每一段都拿真东西砸，下场之后手心全是汗。

几天后结果下来，他被录取了，正式进了八一厂学员队，月薪十八块。

那个年代十八块钱不算多，却有特殊的分量，它说明一个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敲开了门。

进门之后的路并不平整，陈佩斯进厂后干的头一件事不是演戏，是搬道具、搭布景，偶尔在镜头里走个过场，演的都是匪兵甲匪兵乙，台词掰着手指头都数得清。

他不喊委屈，每天收工后蹲在旁边看老演员表演，晚上回家把白天的细节讲给父亲听，陈强很少夸他，顶多说他哪里慢半拍，哪里多余，他没顶过嘴，第二天再改。

父子之间的对话，在那些日子里变成了最简单的几行字，却像打桩一样把基本功砸得扎实。

这样的日子过了六年。

直到1979年拍《瞧这一家子》，导演为剧中嘉奇这个角色选不到合适的人，陈强在关键时候提了儿子，也没说保票，只说行不行拉出来遛遛。

陈佩斯进了组，前几场戏明显放不开，当着人被他父亲批评过好几回，躲到角落一遍遍磨台词。

片子后来上映，观众记住了一个歪戴帽子、有点小滑头却不失善良的年轻人。

陈佩斯第一次尝到被人认出来的滋味，陈强只跟他说，路还长，稳着走。

1984年，春晚导演找到他和朱时茂，两人连夜琢磨出一种短小精悍的喜剧形式，节目单上写着《吃面条》。

这段节目审查时麻烦不断，有人嫌它不够严肃，觉得跟春晚的格调不相称，一直拖到直播前十分钟，导演才咬牙拍板。

那一晚，陈佩斯端着一只空碗，用一张脸和一身动作把吸溜声咀嚼声演得活灵活现，全国的电视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小品这种形式从那时起，才算真正住进了中国人的除夕夜。

陈强没有去现场，守在家里看电视，节目演完，全家人笑得前仰后合，他却一个人走到阳台上站了很长时间。

没人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么，也许只有他自己记得，十年前那个从兵团回来的少年，在各单位门口碰过的钉子，在考场上为了争一口气拼尽全力的样子，还有他放下脸面提着酒瓶敲开老战友家门的那一刻。

一个父亲能把面子踩在脚下替儿子求路，这样的弯腰，比任何亲情戏里的台词都重。

如今陈佩斯头发都掉光了，还在话剧舞台上打磨了二十多年，成了许多后辈前进路上的提灯人。

回望这场际遇，让我心头一紧的倒不是后来的光芒万丈，而是那个父亲放下了一辈子的体面，替儿子求来了一次机会。

田华接住的不只是一个考生，在变化无常的年代里保住了一条通往舞台的路。

后来陈佩斯讲过一句话，父亲为他弯了腰，他这辈子都不好意思塌下肩膀。

那两瓶酒没有喝掉，却被时间酿成了一场大喜剧的起点，一直温热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