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姑娘嫁到上海，结婚后没多久生了一个孩子，公婆看不起她是外地媳妇，家里拆迁的钱，公婆一分都不给她，全都给了小姑子家，见婆家是这样做法，就回了老家去养鸡，长期和丈夫异地分居，时间长了两人的感情变淡了。

她走那天是三月，上海的雨细得像筛面，落在编织袋上洇出一片深色。丈夫送她到虹桥站，手里拎着两个袋子，一个装她换洗衣裳，一个装孩子的尿不湿和奶瓶。进站口那儿，丈夫把袋子递过来，嘴张了两回：“到了给个电话。”她没回头，抱着孩子往里走，听见背后又喊：“疫苗本在袋子夹层里！”

回老家头一个月是真难。鸡苗是跟镇上贩子赊的，搭棚子的竹竿从隔壁老赵家借的。她妈帮着带孩子，她整天泡在鸡棚里，指甲缝里嵌一圈黑泥，拿刷子刷都刷不净。头一晚鸡苗叽叽喳喳叫了一整夜，她坐在棚子外头的砖头上听，听着听着鼻子就堵了。哭完抹把脸，进去给鸡添水，一瓢一瓢舀得特别慢。

半年后第一批鸡出栏，贩子来收的时候压价压得狠，一斤比市面低八毛。她蹲在棚口拿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算一遍，拿脚抹了重算，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饲料钱、疫苗钱、电费。最后咬了咬牙，卖了。给丈夫打电话，那头挺吵，像是在饭局上。“卖了多少？”丈夫问。“八千出头。”她说。丈夫在那头应了声，旁边有人喊他喝酒，他压低声音：“那挺好，你留着花。”就挂了。她想问的那句“你啥时候调回来”还在嗓子眼，忙音已经响了。

日子就这么过。鸡棚从一间扩到三间，她学会了给鸡打疫苗，学会了从鸡粪辨病，学会了半夜起来给炉子添煤。有一回一只鸡得了病，她抱着鸡骑电动车去镇上找兽医，来回四十里地，回来的时候鸡在她怀里硬了。她把那只鸡埋在了枇杷树底下。孩子会跑了，整天跟在鸡屁股后面撵，有一回摔进泥坑里，她拎起来照着屁股拍了两下，手举到半空又放下来，改成拿袖子给孩子擦脸。晚上跟丈夫视频，丈夫看见孩子膝盖上的疤：“你看着点。”她没接话，把手机镜头往鸡棚那边转了转，说今年行情还行。

过年丈夫回来待了五天。她提前杀了只最肥的公鸡，小火炖了两个钟头。丈夫吃了两碗饭，喝汤的时候咂咂嘴：“你这鸡养得真不错，比上海超市卖的好吃多了。我妈说想吃土鸡，你下次给我带两只回去。”

她说：“行。”

转身进厨房盛饭，手在锅沿上停了一下，锅沿烫，她没缩手。

那锅汤她从杀鸡到拔毛到焯水，没让别人搭手。丈夫喝汤的时候没问她一个人带孩子累不累，没问这八千块够不够花，没问鸡棚漏不漏雨。他要带两只鸡回去给婆婆。

她想起刚结婚那年，婆婆当着邻居面介绍她：“这是我儿子同事，外地来出差的。”她那会儿傻，还笑着点头。后来丈夫说是他妈忘了提前说。

初四那天丈夫要走了，她往他包里塞了一袋干蘑菇、一罐自家磨的辣椒酱，还有两瓶她妈腌的咸鸭蛋。丈夫看了一眼：“这些上海都有，不用带。”她说：“拿着吧，给妈尝尝。”丈夫没再推。

送走丈夫那天晚上，她翻他睡过的枕头，底下压着一千块钱。她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了，顺手把枕套拆下来扔进洗衣机。

开春鸡苗又贵了两毛。她蹲在棚口拌饲料，隔壁老赵过来递烟，问：“你男人啥时候调回来？”她说：“再说吧。”老赵走了以后她接着拌料，木棍搅在食槽里发出闷响。镇上收鸡的贩子都这样，看你急着出手就压价，不卖就等着鸡老死在棚里——这话她没跟丈夫说过，说了他也不懂。

晚上给孩子洗澡，孩子突然仰起头：“妈妈，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她手一哆嗦，花洒差点掉了。“瞎说啥。”孩子说：“那为啥他老不回来？二胖他爸每个礼拜都回来。”

她把孩子裹进浴巾里，拿毛巾角擦了擦孩子头发上的水，没吭声。

四月里枇杷树开花的时候，丈夫打电话来说今年过年可能回不来，公司值班。她说好。挂电话之前丈夫补了句：“对了，那鸡你记得冻两只，我年后回去拿。”

她站在枇杷树下，手机攥了半天，最后说：“鸡冻不了，都卖了。”

丈夫在那头应了声，说那算了。

挂了电话，她抬头看那树花，白花花一片，开得热闹。鸡棚里灯还亮着，几千只鸡咕咕叫成一片。她走过去把灯一盏一盏关了，黑暗里掏出手机，给丈夫发了条消息，就几个字：年后别回来了，鸡没了。

发完揣兜里，听见孩子屋里喊妈妈。她应了一声往屋里走，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她没看。走到孩子床边坐下，孩子翻了个身把脚搭在她腿上。她低头看见自己手背上裂了好几道口子，有一道还渗着血丝，是白天拌饲料时木刺划的。

孩子迷迷糊糊问：“妈妈，咱家到底有多少只鸡啊？”

她说：“你数数看。”

孩子闭着眼嘟囔：“那么多，数不过来。”

她笑了一下，把手往被子里缩了缩，没让孩子看见那些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