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陈永贵和警卫员张银昌、大寨带头人郭凤莲、秘书焦焕成，在等待辞职报告的批复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会场掌声响起时，他一度愣住了，后来回忆说，自己思想上真没准备，可一鼓掌就通过了。
 
一个农民，突然走进中南海，面对的可不只是职位变化，还有生活方式、工作方法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考验。他没有把自己完全变成坐办公室的干部。
 
周恩来曾建议他把户口迁到北京，享受副总理待遇，陈永贵没有同意。他坚持保留大寨户口，不领国家工资，收入主要靠在大寨劳动挣工分。

每天工分收入1.5元，再加上山西省每月补助100元和国务院生活补助36元，合计不到140元。
 
在北京开会，他常喝白开水，招待桌上的水果也很少碰。

外宾送来的礼品，他全部上交。这些细节后来不断被人提起，因为它们让一个副总理仍然保持着农民习惯。
 
但真正有分量的，不只是节俭，而是他提出的三三制工作法。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办公，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参加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研。这个安排得到批准后，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另一种场景里。
 
中南海的会议结束，他可能又回到田埂上和老农聊天。到了大寨，他会拿起锄头，和社员一起刨石头。去外地调研时，他有时骑自行车，有时直接下地看庄稼，不提前通知地方。
 
这种工作方式，在当年有鲜明的象征意义。领导干部应该不应该下地，不能只看照片好不好看，更要看能不能听到真实情况。

陈永贵确实愿意往基层走，可他带着大寨经验走遍各地后，也逐渐碰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大寨的做法，能不能在全国照搬？
 
197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公开批评农业学大寨，认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陈永贵没有当场争辩，散会后反而找到杨显东，请他带自己去看看那些被批评的地方。
 
接下来的40天，两人没有通知地方，只带着一名记录员，坐吉普车跑了河南、安徽、山东六个县。河南沙地里，刚播下的花生种子被风刮走大半，社员只能用秸秆一道道压住沙土。

安徽洼地里，强行填塘改成的梯田被雨水泡坏，稻苗倒在水中，队长蹲在田边掉眼泪。
 
这次调查让陈永贵看到，农业不是一套办法走天下。地形不同，水土不同，生产条件不同，社员的想法也不同，硬把一种模式压到所有地方，结果可能和初衷相反。
 
他还去了安徽小岗村。没有先去村委会，也没有安排欢迎场面，而是直接走进村民家里，看见一个男人正在修锄头，就蹲下来询问土地情况。
 
这家人已经分了地，男人说，干活是累，但累是自己的，收成也是自己的，心里踏实。陈永贵又问，如果重新合起来种，愿不愿意，男人停下手里的锤子，只回答了一句，领导，不合行不行？
 
回到北京后，陈永贵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写了一份报告。

他没有全盘否定大寨精神，只是提出，各地条件不同，不能强求一律，应当允许试验，选择适合自己的办法。
 
后来，他在公开场合也不再强调全国学大寨，而更多使用学习大寨自力更生的精神。

这个变化不算轰动，却说明他已经开始区分精神和具体做法，知道一种经验可以借鉴，不能简单复制。
 
1979年，他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1980年，王任重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陈永贵在农业方面的实际权力进一步减少。
 
同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辞职信由儿子代笔，理由写得很直接，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
 
签字时，他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从大寨走进中南海，再从中南海回到土地，陈永贵用了七年。这个过程里，有个人能力的局限，也有政策环境的变化，更有农村生产方式转型带来的冲击。

把他的经历只讲成一个农民升任副总理的传奇，显然不够完整。
 
辞职后，中央安排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他搬出四合院，住进干部公寓，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去农场。看见果树，他会蹲下来研究，拖拉机出了问题，他也会挽起袖子帮忙修。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临终前，他留下的8000元积蓄中，5000元交作党费，3000元留给小儿子交学费。

按照遗愿，他的骨灰安葬在大寨虎头山，那是他亲手开垦过的土地。
 
他不是没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也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农业专家。大寨经验曾经产生过影响，后来又暴露出不适合一律推广的问题。

可有一点很清楚，他始终记得自己来自哪里，也始终愿意回到田里看真实情况。
 
这张1980年的照片，记录的不是一个职位的结束，而是一名农民干部在时代转弯处留下的身影。

对陈永贵来说，离开中南海并不等于离开土地，他只是换了一个位置，继续做自己最熟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