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的葬礼上，他的母亲薛明不停的哭泣着，悲痛不已。贺鹏飞是贺龙的儿子，年轻时考入清华大学。年老后身体还落下心脏方面的病根。
 
躺在灵堂中央的人，是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贺龙元帅的长子，年仅55岁。他因心脏病突发离世，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队伍前面，一位白发老人由女儿搀扶着慢慢走来。她身形消瘦，外套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走到遗体旁边后，她盯着儿子的脸看了很久，始终没有说话。
 
后来，她突然扑向遗体，哭着喊了一句，你怎么就丢下我一个人走。
 
这句话并不响，却让整个灵堂都沉了下来。有人转过身去，有人抬手擦眼泪。

那一刻，她不是谁的夫人，也不是一位有特殊身份的老人，她只是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
 
这位母亲叫薛明。
 
她曾是贺龙的妻子，也是贺鹏飞的母亲。此时此刻，她已经先后送走了丈夫和儿子，家里两个重要的男人，都没能陪她走到人生最后。
 
贺鹏飞出生于1944年，地点在延安。那天大雨不停，贺龙和老战友关向应商量孩子的名字。
 
贺龙原本想叫他雨生，因为孩子出生时正赶上雨天。关向应当时病得很重，却还是提出叫鹏飞，希望孩子将来像大鹏一样展翅高飞。

后来，关向应没能熬过那段日子，这个名字也成了留在孩子身上的一份纪念。
 
家里有车，贺鹏飞上学却很少坐，常常换乘公交车。父亲告诉他，自己能承担的事情，就不要总想着让别人帮忙。
 
这句话，他后来真的做到了。
 
高考时，贺鹏飞想报考军校，也有保送机会摆在面前，可贺龙没有同意。

他要求儿子凭自己的能力去考。第一次考试，贺鹏飞差了几分，回去复读，第二年考进了清华大学
 
大学读到一半，特殊年代到来，贺龙受到冲击，贺鹏飞和妹妹也无法继续正常生活。兄妹俩一度躲到货船上，靠船员接济度日。
 
别人不让他们干重活，他们却不愿意白吃白住，能帮忙就抢着帮忙。没有活干时，贺鹏飞就找书看。那几年，书本成了他没有放下的东西。
 
后来，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有关方面多方寻找，兄妹俩才被接回。可回到北京时，贺鹏飞已经来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
 
1970年，贺鹏飞大学毕业，被分到甘肃一家汽车修配厂。

车间里机油味很重，一天下来，两只手常常沾满黑色油污。他很少讲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不摆架子，和工友一样干活。
 
直到后来调离，工友替他寄送行李，看到包裹上的地址，才知道那个平时话不多、埋头修车的年轻人，原来是贺龙的儿子。
 
70年代末，贺鹏飞穿上军装，进入总参装备部门，从普通参谋做起。他懂技术，也愿意下笨功夫，新装备测试、调研、上舰，这些工作都亲自跑。
 
装备工作不像站在台前讲话，很多时候看不到掌声，周期也长，出问题还要反复查。

贺鹏飞就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0多年，从基层参谋做到部长，后来调任海军副司令员，负责装备建设。
 
贺鹏飞长期做的，正是这类不容易被普通人看见的工作。
 
只是，他的心脏早就出了问题。家人劝他去医院检查，他总说手头还有事情，忙完这一阵再去。谁能想到，忙完的那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2001年3月28日，他加班到深夜才休息。第二天早上，家人发现他怎么也叫不醒。急救人员赶到时，已经回天乏术。
 
55岁，对很多人来说正是经验最成熟、还能继续发挥作用的阶段。可突发的心脏病，让一切戛然而止。
 
薛明听到消息后，半天没有动。女儿担心她身体承受不住，劝她不要去追悼会。她只说，那是我儿子，我得去送他。
 
于是，白发苍苍的她被人搀进八宝山，走到儿子面前。她没有讲贺鹏飞担任过什么职务，也没有细数他取得过哪些成绩，只是看着那张再也不会睁开的脸，随后扑了上去。
 
一个母亲在灵堂里的哭喊，比任何履历都更直接，也更让人难以忘记。
 
贺鹏飞离世后，薛明又独自生活了10年。她没有把余生只放在悲痛里，而是把精力投入山区孩子的教育。
 
她捐书、捐衣服，帮助建设希望小学，前后建起70所。

山里的孩子叫她薛奶奶，却未必知道，这位总是安静帮助别人的老人，已经经历过怎样的失去。
 
2011年8月31日，薛明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她是十大元帅夫人中最后离世的一位。
 
她的一生，有战争年代的颠簸，有家庭成员离去的痛苦，也有对子女严格要求后的欣慰。临近晚年，她曾说过，嫁给贺龙，养了贺鹏飞，这辈子值。
 
这句话听起来平静，里面却装着太多风雨。
 
一个儿子没有靠父亲的名望进入人生赛道，而是从清华求学、货船生活、修配厂车间一路走到海军装备岗位。

一个母亲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却在余生继续帮助更多孩子读书。
 
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那个年代许多人共同经历过的选择，少说一点身份，多做一些事情，日子再难，也把该走的路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