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道教经典，太上道祖之《道德经》和“善书之祖”《太上感应篇》最为世人熟知。自古及今，很多人对道教的了解都是起源于劝善书，书中提到的诸多劝善思想对社会的发展和民心的安定具有极大促进作用。比较成熟、完备的道教劝善书，最早应成形于北宋末年，于明清时期广泛流行。《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以及《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等劝善经典，往往成为诵经奉道之人劝世的主要依据。

劝善书的文本一般都不会很长，文辞也比较简洁直白，所以阅读的门槛并不高。但书中所蕴含的道家哲思，却是可以超越时代认知的。尤其是贯穿各个劝善经典中的承负思想，是建立在中国独有的血缘宗亲关系之上的报应理论，其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便是在文化水平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今日，道教之劝善书也不失为蒙学教育、智慧开发、思想引导的佳作。道教劝善，首要的目标在于使众人能够成为一个善人。但对于奉道者和修行人来说，读经典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文字的解读上，再做进一步思考，会发现原来祖师留下的劝善文本其实也是一本修真宝典。若想参透祖师的字字珠玑，则先要明白道教为什么会劝善？在先秦百家中，曾为人生来是性善还是性恶有过争论。在道家理论中认为，婴儿出生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情态都不过是一种本然，本没有好坏分别。所谓好坏，只是成人世界后天强制形成的某种规则体系，并以此标准来维系社会的运行。既制定标准，便与人的天性自然有所背离。所以道家劝善，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劝说人们去做一个好人，而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内省和内观，从心灵的深处去发觉“我”的意义，从而找到我之自然。能遵循我之自然，便是悟出了自身之道。

所谓芸芸大千，他们之所以不能够脱离世世萦缠之苦，是因为众生皆是舍“我”而去求诸多外在。有所求，必有所欲；有所欲，必会导致妄念、妄行，以致生出无穷恶果。道教以“息心寡欲”为修行的要旨，意在劝诫人们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欲求，让贪求外物的心神安宁下来。明心以正意，这是道教劝善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指。道教劝善书中经常劝导人们要行善积德、要保持仁义礼智、要不生妄心歹念，如《太上感应篇》中提到，唯有

“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并且要坚持为善不已，才可以求得“加福增寿，添子益孙，灾消病减，祸患不侵，人物咸宁，吉星照临”的人间果报。若能够进一步精持此等善念善行，则可以实现“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的修行夙愿。从宗教的社会意义角度来讲，此等劝善、劝世的说辞仍然以人间纲常为基本前提，是希望闻经听法者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只有去除掉种种伤害他人的恶念、恶行，“语善、视善、行善”，才可获得人生福报。为了鼓励众人能够坚持“一日有三善”，道教劝善书中还提出了诸如功过格、劝善图说、劝善歌等鲜明易懂且可以自我省察的方式，规劝人们以勤于行善的方式来达到正心处物的人生宗旨。

为了进一步避免人们在自我省察上的缺失，劝善书中还提到天地之间有司过之神择日对众生的言行进行考察。有三台北斗神君、身中三尸神、家中灶神等等，这些神明无时无处不在，其督察的意义在于使人明白“勿谓暗室可欺，屋漏可窥，一动一静，神明监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此与儒家所讲之“慎独”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表面上看，道家与儒家对普通百姓的劝善，二者所体现出来的方式看似并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仁义礼智信等常规态的人生命题。但道祖曾言：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庄子也曾言“窃国者诸侯”，道教认为正是因为世人过分强调忠孝仁慈等事，所以才出现了“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情况。有人不禁要问，道教劝善的根本理念和劝善的具体行为是否因此而产生冲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道祖认为因为大道既废，所以人们才会去倡导仁义之事。既然劝善是要每一个人都复归于自然，回到自身之道，那么着手点必须从日用之纲常入手，从劝导仁义之善以为始，使众人的善言善行完全出乎于本性的萌发，最终臻达忘乎善恶之别、一切皆为上善的圣人境界。从道，至仁义礼智，这是社会流于下的表现；而道家修行的一大原则为“逆返先天”，从形而下的道器去修证，以得形而上的道之真。以此修行之方去行劝善之事，其理则无差别。儒家在教化世人时讲“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相比之下，道家之“上善”则是没有终点的修行。修道、悟道的过程是没有止境的，道教劝善的意义正在于使所有人都能够成为更好、更接近于本真的自己。这是不断精进的过程。因而，读道教劝善书，不仅要要求自己心起于善、一日三善，更要把善心、善行的理念逐步提升至缮性的高度。从本性上去修证身中的大道真常，这才是从劝善书的普世意义中读出了道家独有的修真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