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体有病,望多修养。留得青山,是很要紧的。”
这是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给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罗炳辉的加急信件里的一句话,当天,毛泽东的信之重点,也在这几个字里。
当时正在延安的毛泽东之所以在百忙之中抽空写这样一封“劝休信”,自然因为他对这个叫罗炳辉的副司令员太过了解了:只要打仗,他就会不顾一切地“拼命”。
早在几十年前,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曾以“轻伤不下火线”为由,在自己患严重高血压且连吃饭穿衣都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上战场。而在毛泽东写这封信之前的三个月,罗炳辉就曾在指挥徐州战役时,因为高血压和胃病昏倒在前线。
醒来后,罗炳辉竟不顾身体状况坚持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让一个将士不要命的,除了荣誉,只能是信仰了,支撑罗炳辉几十年如一日地拼命的,正是他对革命的信仰。
罗炳辉之信仰的被成就,来源于他的出身和他少年时期的经历。
同很多的革命志士一样,罗炳辉来自最底层,他的父亲罗守清是云南彝良县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忠厚老实的他一直靠从地主那里租土地和给地主打短工过活。他的母亲黄氏则是个典型的封建旧式女子,她与其他封建女子唯一的不同是:她的双眼里总是显现出不屈服。
童年时期开始,罗炳辉便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惑。他和姐姐还有两个弟弟一样,经常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可与此同时,地主家的儿子却吃得脑满肥肠。
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当罗炳辉问父亲“为何地主家总有那么多吃的”这类问题时,父亲总是皱着眉头告诉他“那是人命好”。因为不满父亲的答案,罗炳辉便拿着差不多的问题试探性地问向母亲。母亲黄氏听了后蹲下来对儿子说:
“地主家吃的,都是穷人家搜刮过去的,我们一年到头忙却吃不饱,就是被他们剥削了。”
母亲的这句话让小小的罗炳辉内心充满了疑惑,直到,他亲眼看到地主搜刮贫苦农民的种种。
罗炳辉少年时期,正是清朝末年,云南地区依旧有无数农奴,他的父母便是云南当地的汉族农奴之一。当时的农奴也叫佃户,因为依靠租赁地主的土地生存,所以他们除了一年到头不停忙活外,还得看地主的脸色,逢年过节,他们还得给地主送礼且免费替地主做工。
而每年交纳地租时,佃户总是大斗大秤入,可地主给佃户借贷时,却是小斗小秤出。
罗炳辉7岁那年便看懂了地主剥削佃户的种种,小小的他有多同情和他父母一样的佃户,他就有多痛恨当地的地主和官吏。
同是在7岁这年,罗炳辉的父母想方设法把他送到了当地的私塾读书,可仅仅三年后,他便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
但那三年的私塾,却让罗炳辉学会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先生在课堂上讲的那些历代英雄起义的故事,也让他对“英雄”二字有了初步定义。
在当时的罗炳辉看来:英雄就是匡扶正义,解救苦难。
也因为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罗炳辉不可能完全像父亲一样一辈子老实巴交任地主宰割了。他的内心逐渐有了去改变眼前世界的冲动,随着身体的不断长高长大,他开始用一双属于“不怕虎牛犊”的眼睛看向这个充满压迫的世界。
年12岁那年,身高已经接近成人的罗炳辉开始初尝“英雄”滋味。
这一年,一个恶霸又来罗家敲诈,他一开口便是要一个很大的数字。一向胆小怕事的罗守清为了息事宁人,只得四处花钱托人求情,还差点给恶霸跪下求饶。
年少气盛的罗炳辉亲眼看到父亲被恶霸欺负的样子自是极其难受,因为看不过眼,他一把将父亲拉起来,当着恶霸的面跟他理论起来了。说着说着,激动不已的罗炳辉还对着恶霸狠狠地喊道:“拿钱塞狗洞,不如去打官司!”
说完这话后,罗炳辉便迅速地跑开了,他知道:“自己这次闯祸了!”果然,恶霸明白罗炳辉是在骂自己是条狗,且要和他打官司后,便气愤难当了。
当天,恶霸便气愤地把他父亲罗守清揪到大街上连抽了几个耳光,然后把他们家里里外外砸了一遍,后来,在罗家勒索了许多钱之后他才离开。
罗炳辉知道自己父亲被打后,便真的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跑去县衙门告恶霸去了。
原本,罗炳辉告恶霸这个官司是稳赢的,毕竟读过几年私塾的他已经在亲戚的帮助下,把恶霸的罪状都拿到手了。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有权有势的恶霸只使了几个小钱便和县衙门串通一气,反倒判决罗炳辉年小不懂事、无理取闹,责令他向恶霸道歉!
“士可杀不可辱”,这是罗炳辉在3年私塾便已吃进肚子里的学问,他怎会肯出卖尊严给欺负自己家的恶霸道歉?
可让罗炳辉没想到的是,输了官司回到家后,他的父亲竟逼着他给恶霸道歉,而他让儿子给恶霸道歉的理由则仅仅是“恶霸不能得罪”!这种种,自然更加让罗炳辉不能理解了。
见罗炳辉不肯道歉,父亲竟还操起家伙狠狠地打了他,完了之后他还将他关在房里且对他说:“以后不许再惹是生非”。
被关在房里的那些天,罗炳辉心里又急又气,他想把恶霸痛打一顿、又想把县官关进牢里、还想让家里人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可他只是一个12岁的小孩子,又能改变什么呢?感受到自己的弱小与无力之后,一向要强的罗炳辉竟在夜深人静时兀自哭了起来。
被关的第三天,母亲黄氏偷偷隔着窗子对儿子说:“你就听你爹的去道个歉,大丈夫能屈能伸。”罗炳辉听完心里更失落了,他低沉着嗓子问道:“连你也觉得我做错了?”黄氏听了立马摇头道:“孩子,你做得好,好多人都说你干得好,我没白疼你,好样的。”
听了这话后,罗炳辉心里立下开朗了起来,可刚站起来,他便又有些低沉了,想了良久后他道:“道歉是不可能的,他太欺负人了。”说完,他又坐下了。母亲见状只得离开了。
罗炳辉始终没和恶霸道歉。但在其父的再三“赔礼道歉”后,恶霸也总算不再追究了。可这件事情,让罗炳辉心里的反叛意识更加强烈了。
为了管束儿子,13岁那年,已经长得和成人一样高大的罗炳辉在父母安排下结了婚。父亲急急地为他操办婚事,自然是想让他以后“少惹是生非”。
1913年,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民国。此时,新思想不仅开始萌芽,新的政治体系也开始慢慢形成。此时的罗炳辉发现:当兵的拳头竟比县衙门的县长还厉害。
让罗炳辉意识到这点的,是当年发生的一件事。原来,彝良县城一个寡妇的两个在滇军当兵的儿子随陆军到彝良县驻防,两人刚到彝良县,就把曾经欺压他们的一个地头蛇给打了一顿。那个地头蛇在彝良县是连县长都要让三分的人物,挨了这么一顿打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便找到县长,让县长替他“主持公道”。
县长马上就去找驻防军连长,连长只说:“明天到你们县衙门,你把那人也叫过来,咱们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你看如何?”结果到了第二天人到齐了之后,连长在县衙门的正堂当着县长的面,把恶霸又给打了一顿。
这件事闹得彝良县老少皆知,罗炳辉自然也知情了,知道这事后,他比谁都高兴,也是在此间,他萌生了要去当兵的想法。他觉得:只有自己当了陆军,才有可能让父母不再受欺压。他隐隐还觉得:若自己有一天做了军官,说不定还能帮助那些和父母一样受欺压的贫苦百姓呢。
可对于当时的罗炳辉而言,要当兵得先找到征兵的地儿,可在没有任何熟人接触过陆军的情况下,他怎么当兵呢?思来想去后,罗炳辉决定完全凭运气去“找机会”。
可对于年仅16岁且没有任何门道的罗炳辉而言,仅凭一腔热血就能如愿找到机会当上兵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离家努力找机会一年多后,罗炳辉一无所获。
1915年冬,年18岁的罗炳辉不顾父母亲友的劝说,一个人徒步向省城昆明进发了:他要当陆军。从当时罗炳辉所在彝良县到昆明有一千多里路,这些路,罗炳辉全部靠一双腿走过去。所以,当他到达昆明时,他已经晒成了“黑人”模样。
到达昆明后,罗炳辉才发现:当兵依旧无门。于是,他只得一边四处打听,一边等待机会,期间,为了生存,他做过泥水匠,当过帮工,后来,了解到当马夫更有可能就近军官后,他又干脆做了马夫。
最后,罗炳辉终于通过做马夫遇见了前来查马的警卫炮兵大队长,自此后,他终于通过毛遂自荐当上了备补兵。
当兵后不久的1918年,罗炳辉熬到三等中士时,他得到了家信,信上说:他的母亲被恶霸逼死了,妻子也被迫改嫁了,恶霸为了避免被告,反将其父投到了大狱,至今生死不明。
收到这封家书后,罗炳辉顿觉自己如五雷轰顶,他当即便昏了过去。但,罗炳辉并没有就此回家解决事情,他知道:眼下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任何,只有成功革命,才有可能解救千千万万和父母一样的贫苦大众。
这以后,罗炳辉便更加沉默了,他脸上的轮廓也也更加分明了。
此后的罗炳辉怀着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父母遭遇的极大同情继续着他的军旅生涯。期间,身高一米八的他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在这一系列战争中,罗炳辉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级别也从最初的新兵蛋子一步一步升为营长。
当了营长之后,罗炳辉没有一点官架子,他跟士兵同吃同住,常常跟士兵用聊天的形式去了解他们的心理和苦楚,对于士兵的困难,他也都尽可能的去帮忙。有时候,他还会在行军过程中,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伤兵骑。
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克扣军饷的行为,罗炳辉则切齿痛恨。这一系列所作所为,让罗炳辉在士兵当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罗炳辉的为人正派、耿直豪爽虽然得到了下级官兵的爱戴,他的顶头上司以及同级别军官却对此非常看不惯,认为罗炳辉破坏了“规矩”,是“异类”。
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按照战前动员,应该给每位士兵发放奖励。可是一直到年底春节将至,不仅承诺的奖励分毫没给,就连每个月固定的军饷也没能发放。罗炳辉在多方探听后才知,司令部的奖励已经发放,却被各级军官层层克扣瓜分干净。罗炳辉对此大为恼火,他义正言辞地多次向上级提意见,最后,当局不得不把拖欠的军饷发放。
然而,随着官的越做越大,罗炳辉看到的军队的腐败便也越来越多,他对军队里的种种不满也越来越多。
原本,罗炳辉以为当了兵,就可以不受欺负,可以拿起枪保护穷人,可以铲平所有他看到的不公。可当了十多年的兵之后,他发现过去曾遭遇的被恶霸欺负的场景,只是换了种方式呈现在他身边:官大的欺负官小的,官小的欺负没官的,没官的欺负新兵蛋子,新兵蛋子欺负老百姓,老百姓无处申冤只能忍气吞声……
这种种,怎不让罗炳辉痛心不已。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人、革命志士,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至此,国共合作破裂。罗炳辉所在的朱培德部也倒向了蒋介石,不久后,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朱培德部奉命开始“剿共”。
次年6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与朱培德的五个团在江西永新县七溪岭发生战斗,结果,朱培德的五个团全被打垮。这一年冬天,朱培德部被迫缩编,罗炳辉又因为“通共”等十条罪名被流放到吉安,成了吉安县靖安大队大队长,说是大队长,说白了就是个被放在 “剿共”第一线的炮灰。
罗炳辉对此却无丝毫抱怨,他反倒迫切地想知道:红军凭什么打败朱培德?
要知道,朱培德的五个团可都是装备精良、受过严格训练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从未打过败仗,就算在蒋介石的部队里也属于佼佼者。罗炳辉对于七溪岭的惨败非常不解,且,红四军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要装备没装备,这样一支队伍莫非有神仙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