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时候，红军所遇到的敌人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还有信息上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敌情、选择行军路线以及避开追兵。
很多情况下，前线指挥官并不清楚敌人下一刻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由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扭转了这种不利的局面。从1932年10月到1937年底，二局一共破译了敌人的情报密码一千多份，但是国民党的军队却一直无法破解红军的情报密码。

这些数据可以证明情报对于红军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次“失聪”所引发的一系列破译事件
在1932年的赣州战役中，红军无线电侦察曾经出现过困难的情况。侦察台没有收到有价值的情报，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听力一样。
于是曾希圣就认为仅仅依靠监听敌人电台是不行的。如果能直接破解敌人的密码的话，在电报的内容里就可以了解到敌人军队的布防情况、调动计划以及作战目的了。
该想法很快就得到了叶剑英、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的赞同。但是要做起来却很难。
国民党的军队所用的密码很多而且经常更换，有的甚至就连他们的报务员自己都很难掌握。红军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教材，也没有成熟的先例可以借鉴，只能一边搜集资料，一边进行研究和探索。
曾希圣用的是两种方法。另外就是让工作人员不断地抄录敌人发出的电报内容，收集到俘虏手中的密码本、译码后的电文以及电报底稿等资料之后再做比较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向参加过红军的老兵们询问有关电台的操作经验，并且经常向周总理讨教关于无线电通讯以及密码编制方面的知识。
该任务十分乏味。大量的电文看上去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破译者只能不断地进行推理和计算。曾希圣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补齐自己的基础理论知识，并且一步步地去寻找突破点。
“展密”被破解之后，红军的情报工作就发生了改变
1932年的八月份，在红军和敌人在宜黄打了一仗之后，红军就得到了两份敌人的文件。有一封电报已经被翻译了三十多字，曾希圣用它来做为切入点。
把重要的敌人电台通信的内容记录下来，并且用之前得到的密码进行猜测和推断。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展密”的方式也被全部破解了。
这次成功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读取更多的电文。它表明红军可以利用技术来不断获得敌人的情报，从而摆脱以前主要靠人眼观察的传统方式。
于是彭德怀就把曹祥仁和邹毕兆调到有关部门去了。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之后被人们称为红军密码破译工作中的“三杰”。
随着人员的增加，破译的工作也开始变得专业起来。1932年底的时候，敌人使用了新的密码本——“特别本”，于是曾希圣就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并且不再由侦收、破译两个部门共同完成所有的任务，而是一部分人只做侦查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进行破译。
每个侦听电台都要重点监听敌人的一两个军，不断地进行监听和接收，并且把它们集中起来进行分析研究。之后，“特别本”、“猛密”、第四次反“围剿”时期所用到的“千密”、“清密”等等各种各样的密码也都相继被破解了。
红军的情报工作也就此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方式。
国民党费尽心机也无法破解红军的密码
曾希圣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让敌人听懂自己，还必须使敌人不能够理解红军的意思。
他建立起了严密的保密措施，并且对密码的应用方式也进行了优化以降低红军秘密通信被敌人截获的概率。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国民党的军队设立了比较大的无线电侦察部门，并且购买了先进的器材，还请来了国外的技术人员来帮忙。
但是结果非常清楚，在1932年的十月到1937年年底这段时间里，军委二局就破译了敌人各种类型的密码电报共一千五百多封；而国民党方面则没有破译出红军的任何一份秘密电报来。
这并不是说红军在武器装备方面有优势。但是红军的设备、物资都很少。曾希圣一直处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每天吃的很简陋，但是他依然坚持进行着密码破译以及情报系统的建立工作。
红军建军六周年的時候，朱德和周恩來聯名提出給曾希聖二等紅星獎章。该奖项是对个人所作贡献的一种认可，同时也是对于情报战线的作用予以肯定。
四渡赤水之后，一份“假电报”把追赶的人给骗走了
长征开始了之后，军委二局就必须跟着部队一起移动，并且要一直监控敌人的情况。
曾希圣用轮流接力的方法把侦察员分成了两个小组。第一组先走一段路，停下來安裝好電台；第二組交換後繼續前行，在找到合適的位置之後開機進行轉換。这样虽然很辛苦，但是可以尽量防止行军时发生情报中断的情况。
1935年3月底的时候，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之后就打算向南去渡乌江了。第二局截取到一份重要的情报：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所部两路六师正从南方进攻过来，前锋部队已经到达泮水。
如果两边的追兵都来得很快的话，那么红军过江就会有很大的危险。
曾希圣提出了一种大胆的方法：用自己所掌握的敌人密码来模仿蒋介石的声音给周浑元和吴奇伟发一份电报，让他们加快速度从泮水出发去往新场、三重堰的方向。
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
发出了电报之后，敌人果然按着命令行事，两边的追兵都被调动开了。于是红军就得到了渡过乌江所需要的时间，并且也逃出了眼前这个包围圈。
此次行动的重点不只在于破译密码，在于对敌人电报系统的了解以及他们指挥方式、通讯手段等都有所认识。知道敌情并不一定可以改变战局，而能把获得的情报变成实际的行动，则才是有价值的。
把经验变成制度之后就不会因为人的离开而失去作用
长征结束之后，毛泽东对军委二局说：如果没有二局的话，红军长征就不可能成功了。有了第二局之后，我们就如同在黑夜中拿着灯行走一般
这句话说明了情报工作的作用就是使部队可以提前得知敌人的情况，并且给指挥官在复杂的形势下做出决策提供更多的依据。
到了延安之后，曾希圣就组织编写了《谍报勤务》一书，把多年来所积累下来的侦察、破译以及保密方面的知识都整理出来，并且用来训练后来的情报工作人员。
曾希圣所做的工作，并不是破译了多少封电报，也不是在长征期间进行了一次“假电”的活动。而且他还把一个靠个人经验来做的一件事，慢慢变成了一项有人、有分工、有制度、有防护的专业系统。
在长征这样的极端艰难条件下，技术并没有脱离战争的实际。它是用来侦察敌人情况、牵制敌人、掩护自己的，最后为部队突围、战略转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