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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4日，日本TBS电视台播出的《VIVANT》第二季第19集，将被设定为中国情报组织的人物塑造成残酷的施暴者，剧中日本情报人员遭到切断手指、利刃刺穿腹部和胸部等刑讯。

10月25日，央视新闻公开批评这部剧，指出相关手段与侵华日军曾经对中国抗日志士使用的酷刑高度重合，剧集却把施暴者与受害者的位置重新安排。争议由此不再只是影视作品的情节尺度，而是涉及历史记忆、国家形象，以及日本如何讲述自身海外情报活动的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10月14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答问时提到自己录制了《VIVANT》，希望年末或新年期间抽时间观看。

她的公开表态让这部剧与日本政坛产生了联系，而这部高关注度谍战剧如何塑造中国形象，又如何通过英雄与反派的安排，让观众理解中日之间的现实关系？

把侵华日军的酷刑搬进剧情，历史角色就能随意调换吗？

2026年10月23日，TBS NEWS DIG采访了《VIVANT》第二季中的演员，相关报道谈到了剧中刑讯场面的拍摄。

两天后，央视新闻将争议推向更广泛的历史与国家形象问题。刑讯场景早在10月4日播出的第19集中出现，10月23日的采访是对剧集内容的进一步讨论，10月25日则是中方媒体公开表达批评的节点。

这段剧情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只是画面残酷，而是人物身份与行为被放进了怎样的关系之中。剧中，被设定为中国情报组织的人员承担了施暴者角色，日本自卫队情报人员则成为遭受酷刑、等待营救的一方。

切断手指、利刃刺穿腹部和胸部等情节，进一步强化了反派的残暴与主角的受害处境。当现实国家身份被带入这种强烈的戏剧冲突，观众很容易把对虚构人物的厌恶延伸到现实国家。

2014年，中国中央档案馆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材料；2025年9月19日，新华社又报道了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刑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罪行细节。报道援引的笔供记载，大野泰治曾对受伤的赵一曼实施残酷刑讯，逼问情报，最终导致她被杀害。

这些史料说明，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抗日志士实施酷刑，是有战犯供述与历史档案支撑的事实。如今，类似的残酷手段出现在一部以现代中国组织为敌手的日本谍战剧里，施暴者的身份却发生了变化。

这种安排可能造成的认知影响，正是争议的核心，观众看到的只是虚构故事，但故事反复强调的国家身份与道德关系，却未必会随着片尾字幕一起消失。

在我看来，当历史上的侵略者曾经实施的暴行被转移到现代中国角色身上，而日本情报人员被安排在受害者的位置时，作品就在重新组织观众理解历史的入口。

英雄主义包装之下，日本海外情报活动被讲成了什么？

《VIVANT》第二季不仅塑造了中国组织的反派形象，也把日本情报人员的行动写成了充满牺牲精神的冒险故事。

别班成员执行任务、营救同伴、面对危险时不肯退缩，这些情节都在强化他们的英雄色彩。与之相对，敌方人物被安排实施刑讯，善恶界限因此变得格外鲜明。

剧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日本情报人员乘飞机撤离时，以西方国家可能大举出动作为警告。这种台词把日本角色的底气与西方盟友的威慑联系起来。

它是电视剧中的戏剧表达，却也呈现出一种矛盾，日本右翼政治话语强调摆脱战后限制、增强自身安全能力，影视叙事中的人物却又借助西方力量来强化对对手的威慑。这个对照值得分析，但不能仅凭一段台词就认定创作者有意表达某种确定的政治动机。

更关键的是“别班”的现实争议。日本政府过去曾在国会答辩中否认所谓“别班”组织存在，2026年7月28日，日本防卫大臣也再次表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的组织；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和记者曾对自卫队秘密情报活动进行调查报道，提出不同的线索。

但组织是否以剧中形式存在，并不影响我们分析剧集如何包装海外行动。一个角色只要被塑造成勇敢、忠诚、愿意牺牲的英雄，观众就更容易接受他执行的任务，而把行动的法律边界、监督机制和国家责任放到次要位置。

影视作品当然可以表现情报人员的冒险，但如果只突出他们的牺牲与敌人的残酷，却不再让观众思考海外行动为什么需要约束，那么英雄叙事就可能成为淡化现实问题的工具。

说白了，值得警惕的不是日本电视剧出现了日本情报人员，而是它如何安排谁代表正义、谁代表邪恶，以及观众被引导着忽略了什么。

当中国角色被放在残酷施暴者的位置，日本角色被放在受害者与英雄的位置，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就被带进了同一套情绪结构。这样的叙事效果，即使不能直接证明存在政府策划，也完全值得严肃批评。

日本对外传播早有制度安排，认知竞争正在成为公开政策议题

把视线从电视剧转向日本官方文件，可以看到一个更广泛的背景。日本外务省在2015年度外交蓝皮书中记载，2014年度补充预算与2015年度初始预算合计增加了500亿日元的战略性对外传播预算。

日本官方列出的工作方向包括传播日本的政策主张、介绍日本的文化与国家形象、加强驻外机构的传播能力，以及培养亲日和知日人士。2016年度，日本又维持了相近规模的战略性对外传播预算。

这说明，日本政府长期把国际传播当作外交工作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临时性的宣传活动。对外传播本身并不等同于抹黑其他国家，但当历史认识、领土主权和安全政策都被纳入对外传播的重点领域时，相关叙事如何呈现历史责任，就值得认真审视。

2026年8月，日本外务省公布的2027年度预算概算要求，又把“强化情报能力与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列为专门政策板块。官方文件提出加强情报收集与分析、利用AI改进分析能力、强化海外信息传播，并针对虚假信息等信息操纵活动加强分析和应对。

文件还列出具体项目，包括主要国家影响力调查与分析、认知领域信息战的监测与传播、外国媒体联络，以及涉及领土、主权、历史、外交和安全保障的支援项目。

其中，2027年度概算要求为“主要国家影响力调查与分析”列出16.9亿日元，为认知领域信息战监测、分析与传播强化列出10.4亿日元，为外国媒体战略联络列出1.8亿日元，为领土、主权、历史、外交与安全保障相关支援列出12.6亿日元，另有社交媒体传播能力建设项目。

2026年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向国际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的披露时，明确表示，借助新技术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是试图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的做法，AI不应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这个表态针对的是相关历史语料问题，不能直接推导出日本外务省资助了某部电视剧，但它说明历史认知与新技术传播相结合，已经成为中方公开表达警惕的议题。

高市早苗提及该剧，政治关联不等于剧情背书

2026年10月14日，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问时提到自己录制了《VIVANT》，希望年末或新年期间集中观看，并表示当时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有看过。这一表态后来与剧集争议一起受到关注，确实让她的名字进入了相关讨论。

这并不意味着要淡化争议，相反，越是涉及历史责任与国家形象，越应当把事实讲透。剧中刑讯场景如何安排、侵华日军的暴行有哪些档案依据、日本官方如何规划对外传播，都是能够独立展开论证的问题。

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TBS制作团队是否回应有关历史角色与中国形象的质疑，后续剧情是否继续采用类似的敌我设定，以及日本外务省2027年度预算最终如何落实。

这些信号有助于判断争议会停留在一部商业电视剧的叙事选择上，还是进一步引发关于日本历史认知与对外传播方式的讨论。

《VIVANT》第二季的争议，是它把施暴者与受害者放在了什么位置。侵华日军的暴行有战犯笔供和历史档案为证，不能因为影视作品更换了人物身份，就让真实历史中的责任变得模糊。

高市早苗公开提及该剧，日本外务省又把认知战纳入2027年度预算概算要求，更让这场争议具有了值得观察的现实背景。

历史不能被娱乐化叙事任意改写，对负面国家形象的塑造也应当接受事实与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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