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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 萧衍)
在历史的长卷中,梁武帝的形象很独特,也很复杂。
他开创了将近五十年的稳定统治,他寿命也很长,活了八十六岁,如果不是后来被饿死了,也许还能活的更久,他在位四十八年,几乎和他的王朝同寿。
我们一提到梁武帝,就难免说他是一个菩萨皇帝,说他敬佛,礼佛,佞佛,可以说他的个人信仰和南梁政权的命运紧密交织,所以我们不禁有此一问:
一个年轻时以文武全才著称的统治者,怎么就会在晚年沉迷佛教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他的宗教信仰,又是如何一步步的影响,乃至主导了南梁的政治?
佛寺的钟声和诵经之声音,又是如何跟帝国的丧钟悄然重叠的?
天监三年,梁武帝下了一道诏书:
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
皇帝说自己长期迷失在荒诞迷茫之中,为什么自己荒诞迷茫呢?那是因为自己长期沉浸于老子的学说中,他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自己现在萌发了善念,决定舍弃迷途,回归正道。
这个正道,就是佛。
以前他和陶弘景还是往来频繁的,甚至都到了要吃丹的地步,但是现在梁武帝的信仰一下子就转变了,这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是他的道德焦虑。
皇帝曾自己说:
《净业赋》: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
这段话比较长,作者就不逐字翻译了,大概齐的意思是,梁武帝认为自己不能和古来大贤,历代明君相提并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看上去是皇帝的自谦,其实内心流露的是皇帝的自我辩护。
通过禅让取得皇位,也只是听起来好听,实际上这在传统的政治伦理中是存在合法性的质疑的,怎么禅的?人家心甘情愿吗?你有没有强迫行为?何况梁武帝后来还把萧宝融给杀掉了。
包括在南齐时代,作为南齐官僚的萧衍还曾经帮助齐明帝杀害武帝和高帝的子孙,这些行为和儒家的忠孝观念是明显冲突的,至于皇帝信道,道家只会让皇帝清静无为,让他别在乎,可事实上这种焦虑一旦存在,但凡是人就不可能不在乎。
在这种情况下,梁武帝被佛学思想给引导了。
《大涅槃经》:王若忏悔,怀惭愧者,罪即灭除,清静如本。
这种只要后悔了,只要虔诚了,只要礼佛诵经,就可以抵消自己的罪过的言论在佛教典籍中比比皆是,这种忏悔灭罪的说法在冥冥中为皇帝提供了精神出路。
当然,除了安慰自己,让自己不再焦虑之外,梁武帝也有政治考量,从他还没做皇帝,还处在竟陵八友时期他就意识到,儒家伦理在动荡的时代已经很难有效的维系社会秩序,而佛教的因果报应等学说,一能用来解释王朝更替的合法性,二还能约束臣民的行为,这第三嘛,东晋时期有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反晋斗争,这是南朝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一直打了十二年。
孙恩是五斗米教,卢循是天师道,这都是具有道教性质的,那相比来说,佛教则更加安全。

(佛造像)
但是,梁武帝还不是罢黜百家,独尊佛说,他是要整合三教,因为皇帝说过“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这就是在创立三教同源。
皇帝要以佛教为主干,融合儒教和道教,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皇帝开始建造佛寺,法王寺,光宅寺拔地而起,皇帝请来僧人翻译经书,皇帝积极推行佛教戒律,比如天监十二年,皇帝下诏书要断杀,要求在宗庙祭祀活动中不使用牲畜。
很多大臣对皇帝的这个命令持反对意见。
比如尚书令江贶就劝谏皇帝,说如果祭祀宗庙不用牲畜,那就等于是断了祖宗的血食,因为古代祭祀都要用牲畜的血给神灵来享用,这完全违背了自古以来的礼制。
梁武帝的回复非常之高明,几乎让人哑口无言,他说:
我没有违背儒家的礼制,因为儒家的经典《礼记》中就说过,君子要远离厨房,不能亲手斩杀动物,见到活的动物不忍心看它死,听到动物的悲鸣就不忍心吃它的肉。
这段话本来是讲儒家的仁爱和不忍之心,梁武帝则巧妙的用它来论证了不杀生的佛教戒律,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命令是和儒家精神相通的。
礼佛之后,梁武帝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他每天只吃一顿饭,一顿饭里也只有豆羹素食,绝不吃肉,不沾荤腥,皇帝还曾经召集数千名僧人举行法会,我们说办法会一般都是讲经,但梁武帝不讲经,而是要立规矩,他颁布了《断酒肉文》,要求佛教徒禁止食用肉类,要注意这不是指导性文件,而是强制性要求,如果你不听,你还要吃,就是犯戒,是假名僧,和盗贼没有区别。
公元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
是的,他的这个年号就叫做普通。
以前作者和朋友聊天,朋友问,古代历史上最好听的年号是什么?
我回答:普通。
朋友:???
我说是的,就是普通。
朋友:这也太普通了,这怎么能说好听呢?
其实还真的挺好听的。
普通,意思是普遍通达。
《说文解字》中说普,是目无色也,引申为全面,广泛。
通,指的则是畅通,贯通,教化通达,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政令教化遍行天下,无所滞塞。
更改年号的这一年,被很多历史学家视为南朝发展的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梁武帝开始舍身同泰寺。

(舍身同泰寺)
普通八年,梁武帝第一次前往同泰寺出家,三天后返回。
大通三年,梁武帝第二次前往同泰寺出家,这次不回来了,国家不管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是大臣们向同泰寺捐了一亿钱才把皇帝赎回来。
大同十二年,梁武帝第三次出家,大臣们一看,没说的,掏钱吧,这回花了两个亿才把皇帝赎出来。
太清元年,梁武帝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家,这次大臣们又花了一亿钱,皇帝才肯回来。
可以看得出来,梁武帝的出家不是顺治那种真的不想干了,他不是真正的皈依,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宗教仪式,且有固定的流程:
皇帝出家,然后大臣震惊,害怕,陷入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恐惧中,接着大臣们赶紧从国库里拿钱捐给寺庙,最后皇帝心满意足的还俗。
对梁武帝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他一出家,就博得了菩萨皇帝的美名,把自己塑造成了超越世俗皇权的神佛,大臣们掏的赎身钱,本质上则是国家财政向寺庙系统进行的巨额输血。
如果直接要,肯定会招致反对,也要不出来,但舍身就完全不一样了。
唐人杜牧有诗云: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生活在晚唐,晚唐有段时间佞佛就很严重,诗人有此句,其实是借南朝旧事暗讽时弊。
其实杜牧都说少了,根据《辨正论》统计,南梁一朝,寺庙,寺院,修佛场所达到了将近三千所,僧人更是超过八万人,这个数据的背后,是巨大的社会危机。
国家财政出问题了,人力资源也出问题了。
寺庙有免税的特权,僧人也不用承担徭役,这就是结结实实的“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然后是大量的青壮年为了逃避徭役和赋税而选择出家,出不了家的,就依附寺庙成为白徒养女,寄生于宗教系统,这些人口完全脱离了南梁户籍,少的不仅是税收,军队里也征不上兵。
寺庙还大量的圈地,兼并普通农民的土地,王公贵族们为了避税,也纷纷把土地划归到寺庙名下,这么一整,南梁的税收又少了一大截。
为了铸造佛像,大量的铜消耗殆尽,到最后没办法,铜不够使了,梁武帝只能下令铸造铁钱,结果铁钱的工艺差,很容易被模仿出假币,私铸严重,贬值非常快。
钱越来越不值钱,东西就越来越贵,到了“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的地步,随便买点什么东西,一付款就得好几车钱。
货币体系的崩溃,就是经济崩溃的前奏,这就是皇帝本末倒置的结果。
在皇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个人信仰和公共责任的冲突。
在是梁武帝萧衍之前,首先梁武帝萧衍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什么,自己要干什么,他可以自由的去追寻自己的精神寄托,但是你萧衍这个人如果只是人,没人能批评你,无可争议,但你偏偏还要做帝王,那既然你做了皇帝,你就必须意识到,一定要把王朝的利益放在精神追求的上边,梁武帝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沉溺佛事,实际上是对治国的一种逃避。
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当然这只是传说,不是真的,但却能很好的反映梁武帝的行为。

(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这是佛家禅宗的开山人,据说他在南北朝时,从西天而来,听说南朝南梁的梁武帝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于是就去拜见梁武帝。
梁武帝见到祖师之后也很开心,还沾沾自喜的向祖师炫耀自己的功绩,皇帝说:
朕建立了许多的寺庙,抄写了无数的经书,还让众多的百姓成为僧人,朕是不是有很大的功德?
结果祖师说,没有功德。
梁武帝非常奇怪,说为什么没有功德?
祖师说:这不过是人天小果,是有漏之因,就像影子跟着身体走一样,影子的确是有的,但你能说影子真实存在吗?
两人聊了个不欢而散,祖师就走掉了。
梁武帝还很生气,派人去追祖师,追到长江边上,没有船只,祖师随手拔下一根芦苇踩在上边,就渡过了长江,也就是著名的“一苇以航”,“一苇渡江”。
祖师的意思是,真正有功德的人,是意识不到自己的功德的,而你梁武帝是沽名钓誉,主动去刷成就,要功德,所以你的功德算不得功德,你也就没有功德。
从这个故事的某种角度来说,就连佛教都没有真正的认可过梁武帝。
故事是假的,不会有祖师这样的圣贤来点化梁武帝,让他从天下太平,自己功德无量的幻觉中醒过来,所以后来侯景起兵造反的时候,梁武帝都没当回事儿,他甚至还说“是何能为!吾折箠笞之”,意思侯景算什么,我折断马鞭就能轻易的抽打击败他,这和当年苻坚扬言的“投鞭断流”又是何其相似呢?
殊不知,南梁社会,此时已经是危机四伏。
经济上,寺院搜刮膨胀,朝廷财政日蹙,门阀士族高高挂起,不关心国事,贵族官僚奢侈成风,竞相攀比,底层百姓无人关心,反正死了多少个对皇帝来说也只是一个数字。
政治上,因为梁武帝的无限宽容而法律废弛,吏治腐败,军事上纪律松弛,韦睿,陈庆之病逝之后难有名将,至于精神上那就更不用多说,上层社会沉溺于佛教的虚幻安慰和清谈玄理,他们特别的缺乏两样东西,一个是危机感,一个是务实精神。
八旬高龄之际,梁武帝已经沉浸在菩萨皇帝,佛门护法的自我认知中,南梁帝国表面上的稳定,此时此刻仅靠皇帝早年积累的威望,说白了就是吃老本。
皇帝相信,自己的德行可以感化万物,自己的慈悲能够消除戾气,自己的智慧更能掌控一切。
纵观他晚年的很多决策,都是这种在宗教光环加持下的自信表现。
命运就是如此的捉弄人,梁武帝早年的所有优点,譬如博学,仁慈,文雅,自信,在他的晚年都走向了反面,博学成了迂腐,仁慈成了纵容,文雅成了空谈,自信成了刚愎自用。是啊,梁武帝老了。
历史上像梁武帝这样的皇帝,其实不少。
唐玄宗李隆基,早年开创了开元盛世,很多人说玄宗如果早死,那他就是千古一帝,可他偏偏长寿,晚年怠政,忙着和杨贵妃谈恋爱的同时把大权交给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后来又宠信杨国忠,对重用胡将,藩镇坐大这么显而易见的危险视而不见,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自诩十全老人,十全武功,人到晚年,陶醉于盛世功业,宠信和珅,导致吏治严重腐败,像甘肃冒赈案那种系统性塌方层出不穷,后来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带来了先进的科技,乾隆马上就以天朝上国的心态一概不理会,失去了了解世界巨变的机会,乾隆的刚愎自用,稀里糊涂达到了顶峰。
汉武帝刘彻,晚年多疑,因为巫蛊之祸而兴起大狱,导致太子刘据,皇后卫子夫自杀,数万人牵连被杀,朝堂为之一空。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本来精明强干,堪称优秀的帝王到了晚年会变得如此不堪?

(至尊之位)
首先我们说,这是生理上不可避免的一种衰退,人一老,精力衰退了,记忆力不行了,专注力和记忆力都会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像这种古代皇帝,他们都是独裁统治,多年的这种畸形的政治生涯强化了“朕就是真理”的自我认知,在绝对权力的结构中,什么会决定统治的质量?
是信息的流动。
岁数大了,人就爱听吉祥话,皇帝更喜欢听取顺耳的,省心的信息,直言犯谏者反倒让人非常不快,和珅这种大臣能成为乾隆的宠臣不是没有理由的,人家能给皇帝提供情绪价值。
官僚阶级呢,或者是为了省事儿,或者是为了自保,他们会对信息进行美化,一个本来很严重的问题,从下到上的传达过程中,会被淡化成小问题,而一个很小的成就,则会被美化成大功绩。
你说南梁社会都烂成那样了,梁武帝真不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因为梁武帝也没有兴趣微服私访,他的宠臣如朱异者也只会每天和皇帝说一切ok。
而且您想皇帝是终身制的,通常情况下只要活着就一定是在位的,没人会去考虑或者质疑他的身心状态还是否可以担任皇帝的位置,他必须一条道走下去。
已经陷入信息茧房的梁武帝,接纳北伐的落魄贵族侯景,是不是对皇帝来说,也只不过是一次展示南梁正朔,招徕远人的机会呢?
梁武帝自己可能没事就研究,把侯景弄过来,自己一定能得到一些利益,因为已经来了,只能往好了研究,但是他未必能看到,或者说他拒绝看到,这个看似狼狈来投的羯奴所携带的巨大的破坏力,以及这个外表华丽,内部蛀空的帝国,已经脆弱到经不起任何的一场风浪了。
而现在,风浪真的要来了。
要说回到那个因为接应侯景而被东魏捉住的萧渊明。
他到了东魏之后,很受东魏方面的礼遇,因为东魏最主要的敌人是西魏,高澄无心和南朝开战,所以是好吃好喝的伺候萧渊明,还暗示萧渊明和南朝沟通,说只要南梁和东魏重归于好,就把萧渊明给你送回去。
梁武帝这个时候还哭呢,还思念萧渊明,马上就要和东魏和好。
梁武帝要和东魏建交,支持者以朱异,张绾为代表,反对者则以傅岐,侯景为代表。
朱异这种铁杆大奸佞我们就不说了,他的奸臣本色就是皇帝说啥是啥,我们主要聊一下这个傅岐的反对意见,他说:
《梁书·卷四十二》:高澄既新得志,其势非弱,何事须和?此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今若许澄通好,正是堕其计中。且彭城去岁丧师,涡阳新复败退,令便就和,益示国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许。
傅岐认为,东魏强大,政局稳定,怎么会急于向我们求和呢?这一定是他们设下的离间之计,故意要和我们通好,展示我们的亲密关系,这样他们把萧渊明送回来之后,侯景就会疑心我们是不是要把他送还给东魏,侯景一害怕,他就会发动叛乱。
总有人可以跳脱出当时的历史格局,以远见卓识成功的预测未来的走向,不过非常可惜,在危机全面爆发,预测被血粼粼的证实之前,人们总是会对这种言论感到莫名其妙,嗤之以鼻,历史的残酷正在于此,能够预见历史的人,往往改变不了历史。
个别如傅岐这样的清醒者,他们是无力改变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方向的,门阀士族自己家里的事情比国家的事还要重要,僧侣集团忙着摄取利益,那是白花花的银子,寒门幸臣攀附皇权乐不可支,岂容你傅岐胡说八道?

(权臣朱异)
梁武帝爱亲戚那是众所周知,梁武帝看到萧渊明的书信嚎啕大哭,马上就要和东魏和好,要进行下一步沟通。
这个时候最着急的还不是傅岐,而是侯景。
侯景心急火燎的给梁武帝上了两封奏疏,第一封的主要意思是:
东魏高澄不是好人,他是纯骗你,他是因为迫于西魏的军事压力才假意和南朝通好,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以前北朝强大,陛下你北伐尚且成功,现在东魏弱小,你怎么能和他讲和呢?
侯景还给梁武帝举了很多例子,说昔伍子胥奔吴,楚国终灭,陈平离项羽,刘氏乃兴,我比不上这些古人,但也肯为陛下效力。
可以说,侯景的这第一封奏疏,是完全站在了梁武帝的角度,为南梁的兴存发展所考虑的,他甚至愿意请兵北伐,为国家效力。
第二封奏疏,可以看出侯景明显是越来越慌乱了,他说如果朝廷和东魏讲和了,那我这种人何以自处呢?
侯景甚至有点可怜兮兮的说,自己这阵子一直在蓄粮聚众,秣马潜戈,就等着指日计期,克清赵魏,您不能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侯景最后还说,陛下这么做,就是把我抛弃了,以后我保不齐还会落入到高澄的手里,到时候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一句话,侯景请缨北伐,他无法认同讲和,所以他做了一番从公理到私情的完整申述。
查《梁书》,在读侯景的这两封奏疏的原文时,作者能感受到侯景当时的情真意切,甚至是他的悲情,他的恐慌,他的无路可走,他的绝望,而梁武帝回书时只是安慰侯景别想太多,别管闲事,说让侯景放心,不会把你交出去,回复的很敷衍,很冷漠,甚至有种背信弃义的味道,难道是梁武帝的愚蠢和无情,逼反了一个原本可能成为南梁忠臣的人?
难道,是景本将心向梁帝,奈何萧衍照沟渠?
侯景啊侯景,难不成,你也曾,有一颗真心?
侯景当然有心,但不会是真心,而是狠心,毒心,杀心。
但在露出这三颗心之前,他必须“真心”下去...
参考资料:
《梁书》武帝纪下
《文苑英华》卷七五四
《廿二史札记》卷十四
《资治通鉴》卷一六四
杨盛.南朝萧梁使节群体研究.宁波大学,2023
和乐乐.虔诚与荒诞:梁武帝崇佛政策分析.西部学刊,2019
柏俊才.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原因及其他.文学遗产,2016
丁红旗.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归佛”辨.宗教学研究,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