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某直播打赏赚快钱，法院改判轻了，法律开始盯上私域流量

2021年2月，常某在抖音上做起了直播，一开始观众不多，收到的打赏也少，她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得想个办法，到了2022年3月，她就去加那些经常给她花钱的粉丝微信，把他们拉到微信群，私下发一些不该发的视频。

这些视频部分由她亲自拍摄，也有不少是从网络下载收集，到五月份累计发布1282个，其中349条被警方判定为淫秽内容，她承认制作这些内容是为刺激粉丝赠送“火箭”“跑车”等虚拟礼物，但强调从未出售视频或开通付费通道，所有打赏均属观众自愿行为。

2022年6月她在哈尔滨被抓，一审法院判了十年，理由是制作、复制、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个罪名听起来很重，关键就在“牟利”两个字上，但二审法院不这么看，2024年4月改判为两年，罪名也改为传播淫秽物品罪，法官认为她赚钱靠的是直播打赏，不是直接卖视频，不能算典型意义上的卖黄片换钱。

律师朱雪谈到这个案子时指出，它其实划出了一条线，一边是靠内容直接赚钱，另一边是靠内容吸引观众、再通过打赏来获得收入，现在法院的判决越来越细致，不会因为打赏变多就认定是在卖东西，这种处理方式很合理，毕竟直播平台上的打赏机制本来就复杂，不能简单一刀切。

这事暴露一个问题，很多主播用低俗内容做诱饵，把人拉到微信或QQ群里，绕开平台审核，再靠打赏赚钱，这种操作在快手、B站和小红书都常见，名字起得隐晦，像“粉丝福利”“专属互动”这类，其实就是打擦边球。

2024年底，网信办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提出以后不能通过私聊或群发等方式引导用户进行打赏，虽然这份文件还没有正式生效，但释放的信号很明确，平台不仅要管理直播间里的内容，还得关注用户在私下是怎么联系的，现在人工智能系统也在不断升级，能够监测高频私信、关键词识别以及视频重名等组合行为，监管方式从单纯抓取内容转向了全面监控用户行为。

类似案子还有不少，比如2023年浙江有个女主播，因为发了一些涉黄语音，就被判了一年半刑期，法院现在更关注的是她发了多少内容、有多少人看到、是不是故意这么做，而不是她最后到底赚了多少钱，这种判断方式我觉得很有道理，不能只看结果怎么样，更要看过程和动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