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大觉寺的钟声
刘鸣九后来无数次梦见过那个清晨。
横山大觉寺的钟声从山腰荡下来，穿过薄雾，撞在滦县城墙上，碎成一片嗡嗡的余响。他站在寺院东厢的廊下，手里捏着几份刚收到的电报，电报上的字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少帅在里面，已经一整夜没有出来。
那是民国十七年六月，关外的风还带着皇姑屯的焦味。
刘鸣九跟着张学良从北平撤到滦县已经三天了。三天前，少帅把司令部安在滦县师范学校，自己却带着卫队悄悄住进了这座破庙。庙里的和尚被清到后院，前殿的佛像前铺了一张行军床，张学良就睡在那上面，和衣而卧，枪放在枕边。
“老将不在了。”
这四个字是少帅亲口对他说的。那天傍晚，张学良看完电报，示意他跟着进卧室。少帅向外张望了一下，站在墙角，声音低得几乎被窗外的蝉鸣吞没。刘鸣九看见少帅的眼泪砸在青砖地上，一颗接一颗，没有声音。他想劝，不敢出声。少帅自己忍住了，抬起脸来，眼睛红得像烧过的炭。
“东北一隅，不足以抵抗日本一国。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
刘鸣九当时不完全懂这话的分量。他只知道，少帅在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后的第三天，没有发丧，没有举哀，没有调兵报仇。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关内十几万奉军悄悄往关外撤，自己躲进一座千年古庙里，想一件比报仇更大的事。
那几天，大觉寺的钟声每天清晨准时响起。刘鸣九后来想，少帅是不是在钟声里把什么东西想透了，又想碎了。
他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是民国十四年在奉天。
那年他刚从法政学堂毕业，被人引荐到少帅的司令部做文书。少帅那时候二十四岁，已经是奉军第三军军团长，身边站着郭松龄。刘鸣九第一眼看见郭松龄，就觉得这个人跟奉军里其他人不一样。别的将领穿绸褂、挂金链，郭松龄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板挺得像一根标尺，看人的时候目光直直地钉过来。
张学良对郭松龄，怎么说呢，刘鸣九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话，写完又划掉了。他写的是：少帅看郭先生的眼神，像儿子看父亲，又像学生看老师，还夹着一点连他自己都未必肯承认的怕。张作霖骂过一句糙话，刘鸣九亲耳听见的：“除了你老婆不跟他睡觉，你什么没给过他！”少帅听了只是笑，不还嘴。
郭松龄教少帅练兵，教他读克劳塞维茨，教他“强兵救国”。少帅对郭松龄言听计从，有时候到了旁人看不下去的地步。刘鸣九记得有一次，郭松龄因为军需补给的事跟杨宇霆拍了桌子，少帅站在郭松龄这边，亲自去找张作霖争。争完了出来，郭松龄走在前面，少帅跟在后面，一句话不说。刘鸣九跟在最后面，觉得这三个人走成了一条奇怪的队伍：前面的人昂着头，中间的人低着头，最后面的人不知道该看哪儿。
民国十四年冬天，郭松龄在滦州倒戈了。
消息传到奉天的时候，刘鸣九正在司令部誊抄文件。张学良冲进来，脸色白得像纸，问他：“茂宸呢？有茂宸的电报没有？”刘鸣九摇头。少帅站在那里，手按在桌沿上，指节泛白。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刮出来的：“他要打我爸。”
郭松龄的兵是奉军最精锐的兵，是张学良一手交给他带出来的兵。郭松龄反奉，打的旗号是清君侧，要张作霖下野，让张学良接班。可是仗一打起来，就不是旗号上的字了。巨流河那一仗，张学良用飞机撒传单，传单上写“老张家人不打老张家”。刘鸣九在指挥部里看着少帅签发撒传单的命令，手没有抖，嘴唇却抿成了一条线。
郭松龄兵败被杀之后，张学良托人给郭家送了一笔钱，又让人把郭松龄夫妇的尸体收殓了。张作霖要把郭松龄暴尸三日，少帅没敢当面争，只在事后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把郭松龄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翻来覆去地看。那封信刘鸣九经手过，里面有一句：“倘吾沦为天涯孤客，必无后会之期。”少帅后来把这封信烧了，灰烬盛在一只青瓷小碟里，摆在书桌上很久。
刘鸣九晚年读到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少帅说郭松龄倒戈是他毕生耿耿于怀的事，说“若是那次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会改写”。刘鸣九把报纸放下，叹了口气。他想起巨流河战后，少帅有一次喝多了酒，对他说：“茂宸想改造东北，我也想。可他为什么不等等？等我接了老将的班，什么不能改？”刘鸣九没接话。他心里想的是，郭先生等不了了。郭先生四十二岁，肺病，走路都喘，他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
而少帅那时候才二十四岁，他以为时间是他口袋里的银元，花完了还会有。
大觉寺的决策，刘鸣九是少数几个事先知道的人之一。
少帅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把刘鸣九叫进去，桌上摊着一张地图，东北三省被红铅笔圈了一个圈，圈外面画了三道箭头，从山海关、热河、察哈尔三个方向指向关内。少帅用手指点了点那个红圈，说：“咱们回去。关内的兵，全撤回去。”
刘鸣九问：“那关内的事不管了？”
“管。但不是现在管。”少帅坐下来，两只手交叉握着，抵在额头上，“老将跟日本人周旋了一辈子，最后死在日本人手里。我要是现在跟日本人在关外打，东北就是战场，老百姓就是炮灰。打不过的。东北一隅，拿什么打日本一国？我得先把东北拿到手里，把旗换了，把国统一了，让日本人知道动东北就是动整个中国。到那时候，才有本钱谈打。”
刘鸣九听着，觉得对，又觉得哪里悬着。他问了一句不该问的：“那关内那些跟着咱们进关的弟兄，他们的家眷都在关外，这一撤，往后还能回去吗？”
少帅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刘鸣九记了一辈子。少帅的目光里有疲惫，有决断，还有一丝被人戳到痛处的恼怒。但他没有发火，只说了一句：“先顾大局。”
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张学良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刘鸣九站在沈阳的大帅府里，看着青天白日旗升上去，五色旗降下来。少帅站在旗杆下面，穿着崭新的中山装，领口系得太紧，勒得他时不时要伸手松一下。仪式结束后，少帅回到办公室，坐在张作霖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椅子咯吱响了一声。他对刘鸣九说：“我现在算是把老将的家底交出去了，交得对不对，后人说吧。”
刘鸣九说：“少帅做的是对的。”
张学良没接这句话。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只怀表看了看时间，怀表盖子上刻着一个“郭”字。刘鸣九认出来了，那是郭松龄的遗物。
东北易帜之后的那三年，是刘鸣九跟着张学良过得最安稳的三年，也是最不安稳的三年。
安稳的是，关内没有大仗了，少帅把精力放在建设上，修铁路，办工厂，建学校，东北大学的经费一年比一年多。少帅有时候兴致来了，会拉着刘鸣九和几个亲信去北陵骑马。他骑在马上，风把军装吹得鼓起来，人像是要飞出去。刘鸣九在后面追，听见少帅对着松林大声喊：“东北是咱们的东北！谁也别想拿走！”
不安稳的是，日本人的影子越来越重。少帅每次从日本领事馆回来，脸色都不好。刘鸣九问过一回，少帅说：“日本人问我，东北的铁路什么时候让他们修。我说，东北的路，中国人自己会修。”他停了一下，又说：“他们不信我会跟他们翻脸。他们觉得我张学良是个公子哥儿，吓一吓就软了。”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刘鸣九在北平的副官处值班。
少帅在北平中和剧场看梅兰芳的《宇宙锋》，说是赈济辽西水灾的义演。刘鸣九没有去看戏，他在办公室里整理东北送来的公文。十点多钟，电话响了。沈阳那边的声音断断续续，刘鸣九听了半天才听清楚：日本兵打北大营了。
他放下电话就往剧场跑。剧场里锣鼓正响，他在包厢外面拦住了副官谭海，把消息说了。谭海进去在少帅耳边嘀咕了几句，少帅的脸色一下子变了，站起来就往外走。刘鸣九跟在后面，听见少帅一边走一边说：“给沈阳打电话，问清楚。”
电话接通了。参谋长荣臻在那边喊：“日军攻北大营了！打不打？”
刘鸣九站在少帅旁边，看见少帅握着话筒的手在抖。少帅沉默了几秒钟，说了一句让刘鸣九浑身发冷的话：“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顶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为国牺牲”四个字从少帅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刘鸣九突然想起了大觉寺。三年前在滦县那座古庙里，少帅说“东北一隅不足以抵抗日本一国，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三年后，国家算是统一了，旗也换了，可日本兵打进来的时候，少帅说“不准抵抗”。
刘鸣九事后问过少帅，为什么不打。少帅说：“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这就是挑衅。我一打，事情就闹大了，他们就有借口全面动手。”刘鸣九说：“可北大营的弟兄们——”少帅打断了他：“我知道。你以为我心里好受？”
刘鸣九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这一段，写得很克制。他只写了一句：那一夜，少帅在北平的宅子里来回走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他把一只茶杯摔碎在地上，然后蹲下去，把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捡到手指流血。
九一八之后，张学良辞了职，出国考察。刘鸣九没有跟去，留在北平处理善后。他送少帅上船的那天，码头上风很大。少帅穿着一件灰色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他上船之前回头看了刘鸣九一眼，说：“鸣九，东北的事，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刘鸣九不知道该说什么。船开了，少帅站在甲板上，没有挥手，就那么站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点，被海吞了。
民国二十五年，西安。
刘鸣九重新被召回张学良身边的时候，少帅已经从欧洲回来了，人瘦了一圈，眼神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是亮的，带着一股少爷的骄矜；现在还是亮的，但亮底下压着一层焦。少帅在西安跟杨虎城一起剿共，可刘鸣九看得出来，他一天比一天烦躁。有一天晚上，少帅把刘鸣九叫去，说：“我不想打内战了。日本人占了东北，我带着弟兄们跑到西北来打中国人，这叫什么？”
刘鸣九说：“蒋委员长——”
“委员长说攘外必先安内。”少帅打断他，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安内安内，安到什么时候？东北的老百姓在日本人脚底下过了五年了，我张学良在西北打红军，我打的是什么仗？”
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刘鸣九没有参与核心谋划，但他知道少帅那些天几乎没合过眼。事变前一天晚上，少帅把刘鸣九叫去，让他把一些文件烧掉。刘鸣九烧文件的时候，少帅坐在旁边，忽然说了一句：“鸣九，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总在做错事？”
刘鸣九手里的纸停住了。他想起大觉寺，想起北大营，想起巨流河，想起那只刻着“郭”字的怀表。他说：“少帅，你做的有些事，眼下看是错的，往后看也许是对的。”
少帅笑了一下，笑得很淡：“那眼下这一件呢？”
刘鸣九没有回答。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少帅把蒋介石扣了，又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上飞机之前，少帅回头对刘鸣九说：“我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东北军交给你看着，别让他们散了。”
刘鸣九站在机场上，看着飞机飞走。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张学良。
刘鸣九后来活到了很老。他辗转去了台湾，又从台湾去了美国，最后在夏威夷附近的一座小城里住下来。他听人说少帅也来了夏威夷，住在檀香山。他没有去找他。他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身份去。副官？旧部？还是一个看着他做对了事又做错了事的老部下？
有一天，他在中文报纸上看到一篇转载的张学良访谈。少帅对记者说，九一八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蒋委员长的命令。“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少帅说得很坚决，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砸。记者又问他，这一生最后悔的是什么。少帅说，是郭松龄的事，是九一八的事。他说，如果郭松龄还在，日本人不敢发动九一八。他还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
刘鸣九把报纸叠好，放在窗台上。窗外是太平洋，灰蓝色的水一直铺到天边。他想起了大觉寺的钟声，想起了横山那个清晨，少帅从厢房里走出来，眼睛红着，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咱们回东北。”
他们回去了。又出来了。再也没能回去。
刘鸣九闭上眼睛，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钟声。那钟声从民国十七年的春天敲过来，穿过皇姑屯的浓烟，穿过巨流河的冰面，穿过北大营的枪声，穿过西安机场的螺旋桨声，一直敲到今天，敲在一个老人的耳朵里，不响，但不停。
少帅做对了吗？大觉寺的决策，把东北交给了统一的国家，这条路是对的。可他同时把奉军带进了关内，关外的老家就空了。九一八不抵抗，是想不给日本人借口，可东北就这么丢了。西安事变，是想逼出抗日，可他把自己搭了进去，东北军群龙无首，散了。
一件对的事里，藏着一件错的事。一个正确的选择，同时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刘鸣九活到这把年纪才明白，人做选择的时候，手上没有干净的牌。你打出一张，另一张就得留在手里，烂在手里。少帅一辈子都在打牌，打的是东北、是奉军、是郭松龄、是蒋介石、是日本人，最后把自己也打出去了。
钟声还在响。刘鸣九站起来，走到窗前，对着太平洋的方向，轻轻地说了一句：“少帅，东北的钟，还在响呢。”
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桌上的报纸吹落了一角。报纸上张学良的照片朝上，年轻的脸，军装笔挺，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那笑容刘鸣九认得，是大觉寺那个清晨之后，少帅再也没有露出过的笑。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