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祸起荆州承天院

作者：周斌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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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自古便是赫赫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古城墙位列全国“七大古城墙”之一，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巍然屹立。荆州之名，源起城北荆山，即今湖北南漳一带。荆山自古蕴玉藏珍，春秋时楚人卞和于此得璞玉，两度献宝却被楚王视作顽石，惨遭刖足之刑；直至第三次抱璞泣于荆山之下，方得楚文王识为旷世珍宝，便是流传千古的和氏璧。正因荆山产玉之典故，曹植于《与杨德祖书》中写下“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让荆山美玉的美名传遍后世。

湖北简称“鄂”，世称荆楚。“楚”源自先秦楚国，“荆”为楚之别号，而荆州正是楚国核心腹地，昔日楚国的都城——郢都便坐落于此，即今荆州区纪南城遗址，荆楚之名亦由此肇始。荆州枕倚长江，既是东西往来、南北通衢的水陆要冲，也是沃野千里、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可于黄庭坚而言，这片钟灵毓秀之地，却是他贬谪宜州（广西宜山县）祸端的缘起，是命运劫数悄然萌发的青萍之末。

绍圣二年（1095），黄庭坚因参与编修《神宗实录》，遭新党罗织构陷，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黔州（今重庆彭水）安置，踏上流放西南的漫漫长途。途经江陵，他寓居承天禅院，暂作休整。彼时寺院住持智珠正率众拆除倾颓残破的僧伽旧塔，瓦木砖石堆积如山。智珠和黄庭坚约定，待新塔落成，恳请其提笔撰文为记。黄庭坚淡然一笑：“作记易，成塔难。”

此后六年，黄庭坚辗转黔州、戎州（今四川宜宾）贬所，亲眼目睹民生凋敝、灾荒频仍，饱览民间疾苦，于流离困顿之中，对时政得失、生民疾苦、儒佛教化生出深切思索。

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哲宗驾崩，宋徽宗即位，新旧党争短暂趋缓，黄庭坚遇赦东归，再度途经荆州。昔日倾颓的旧塔已然重建，七级浮图巍峨凌云。应智珠之请，黄庭坚一践前诺，爽快地挥笔写下《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

纵观历代，一篇碑记、一句诗文，便招致无妄之祸，轻则罢官远谪，重则身首异处、株连亲族，古来并不鲜见。黄庭坚落笔之时，全然未曾察觉，自己正重蹈前人覆辙，更未料到，这篇寻常塔记，竟会成为断送余生的祸根，自最后一字落笔，他的人生便步入倒计时。

细读《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全文，通篇无过激之语，亦无谤讪朝廷之意，可偏偏，他遇上了阴私小人，撞上了党争倾轧的乱世。

彼时碑记成文，依当时惯例，黄庭坚于文末署上相关主事者姓名：“买石者邹永年，篆额者黄乘，作记者黄某，立石者马瑊。”邹永年无史料详载，应为当地乡绅，主持购石刻碑；黄乘为荆楚本地书法家，擅长篆体题额，与分宁双井黄氏并无宗族关联；马瑊时任承议郎、荆州知州，是立碑主事之人。

彼时黄庭坚虽刚脱贬谪之困，但其诗文书法早已名动天下，声名远播。若能与其姓名同刻碑石，便可借其盛名流芳后世。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陈举、李植，提举常平官林虞，便借机恳请黄庭坚将三人之名一并录入记文，镌刻碑上。黄庭坚生性耿介孤直，清傲不俗，不攀附权贵，坚守文人风骨，素来鄙夷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之辈。面对三人攀附之请，他以“非有功者不书”的立碑准则，断然拒绝，不留情面。

李植、林虞二人见状悻悻作罢，事过便忘。唯独心胸狭隘的陈举，将此番羞辱深埋心底，怨怼如种子悄然蛰伏，只待时机成熟，便要伺机报复。

崇宁二年（1103），陈举终于等来复仇之机。此时他昔日的上司赵挺之，已官至中书侍郎兼门下侍郎，跻身朝廷核心，执掌台谏监察、官吏黜陟大权。赵挺之之子为金石大家赵明诚，儿媳便是才情绝代的李清照，可他本人，却因党争倾轧、睚眦必报，在史上留下奸佞之名。

二人积怨由来已久。元丰年间，黄庭坚任职德州德平镇，赵挺之为德州通判，作为新党骨干，强力推行市易法，盘剥百姓。黄庭坚直言“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公然抵制苛政，二人自此结下私怨。苏轼素来厌恶赵挺之，斥其为“聚敛小人，学行无取”。身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天然与赵挺之道不同不相为谋。赵挺之屡次弹劾苏轼、黄庭坚，恨意难平。新旧党争愈烈，黄庭坚属元祐旧党，赵挺之为铁杆新党，徽宗朝新党掌权后，他便将黄庭坚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宋史》亦明确记载：“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陈举）承风旨。”

彼时黄庭坚寓居鄂州，远在京城开封千里之外。但赵挺之还是张弓搭箭，瞄准了黄庭坚，苦于黄庭坚满身铠甲，不知射正哪里才能一箭毙命。恰在此时，一封告状信，非常明确地告诉黄庭坚的命门死穴在哪里。赵挺之手松箭飞，黄庭坚应声而到。若非宋太祖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黄庭坚恐早已殒命，后世便再无《宜州见寒梅》、《乙酉家乘》等传世。

这封置黄庭坚于绝境的奏章，正是陈举所上。自荆州承天院作记，至崇宁二年发难，两年间陈举官职未迁，怨恨未消。他反复研读塔记全文，逐字逐句吹毛求疵，执意从寻常议论中罗织罪证，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文中谈及时政灾荒、儒佛教化的文字：“儒者常论一佛寺之费，盖中民万家之产，实生民谷帛之蠹，虽余亦谓之然。……然自余省事以来，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则于世教岂小补哉？而儒者尝欲合而轧之，是真何理哉？”

这番体恤民生、辨析儒佛的议论，竟被曲解为“幸灾谤国”，正是千古以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真实写照。宋人洪迈于《容斋随笔・四笔》中抄录此文片段，不禁慨然长叹：“其语不过如此，初无幸灾讽刺之意，乃至于远斥以死，冤哉！”

回望黄庭坚的宦海浮沉，元符三年（1100）五月，五十六岁的他于戎州贬所遇赦，官复宣德郎，监鄂州盐税；十月改奉议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行至峡州，又改知舒州；四月抵达江陵，朝廷召其为吏部员外郎，他上书恳请出知太平州，遂留荆南待命，便是在此期间写下这篇惹祸的塔记。不久朝廷授其太平州知州，崇宁元年（1102）六月初九赴任，仅九日便遭罢免。彼时蔡京、赵挺之入朝主政，大肆清算元祐党人，司马光、苏轼、晁补之、黄庭坚等人尽遭贬黜。九月，蔡京定元祐奸党一百二十人，刻石立碑，黄庭坚名列其中。八月，诏令其管勾洪州玉隆观；九月，黄庭坚迁居鄂州。自离戎州东归，两年间朝廷任命朝令夕改，黄庭坚辗转奔波，终究沦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而陈举致命的一击，尚在其后。

崇宁二年（1103），陈举弹劾奏章抵达朝堂，赵挺之、蔡京顺势定黄庭坚“幸灾谤国”之罪，经徽宗准许，将其除名，编管宜州。贬谪诏令十一月传至鄂州，十二月初，黄庭坚携家眷自鄂州启程，远赴广西宜州，开启人生最后一段流放生涯。

2026 年 5 月 16 日

附：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

绍圣二年，余以史事得罪，窜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以补纫春服。时住持僧智珠方彻旧僧伽浮图于地，瓦木如山，而嘱余曰：“成功之后，愿乞文记之。”余笑曰：“作记不难，顾成功为难耳。”

后六年，余蒙恩东归，则七级浮图岿然立于云霄之上矣。因问其缘。珠曰：“此虽出于众力，费以万缗，鸠工于丁丑，而落成于壬午。其难者既成功矣；其不难者，敢乞之。”余曰：“诺。”

谨按：承天禅院僧伽浮图，作于高氏在荆州时；既坏，而主者非其人，枝撑以度岁月。有知进者，住持十八年，守旧而已。而智珠初问心法于清源奇道者，而自闽中来，则佐知进主院事，道俗欣欣，皆曰：“起废扶倾，惟此道人能之。”于是六年，作而新之者过半。知进殁，众归珠而不释，此浮图遂崇成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