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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上风物《兄弟》春晖与张伟的故事

兄弟——春晖写于北京郊区家中一有人问我,大老远从陕北赶回北京,图啥?我说不上来。那日,我坐上那趟从延安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兄弟

——春晖写于北京郊区家中

有人问我,大老远从陕北赶回北京,图啥?

我说不上来。

那日,我坐上那趟从延安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软卧车厢,十七个小时。窗外夜色浓稠,偶尔闪过一盏远处的灯,转瞬便没入黑暗。我将额头抵在玻璃上,凉意沁人。

这趟路,我走了一年了。

去年腊月十九,也是这趟车,反方向。那时候我不知道要去哪儿,只知道北京待不住了。临上车前,父母站在门口。二老已经满头白发,扶着门框望着我,满眼担忧。

我没敢回头。

到延安是次日清早五点半。雪下得正紧,站台上就我一个人下车。风跟刀子似的往脖子里灌,我背着包往外走,心里空落落的。

然后我看见他了。

他就站在出站口,脸冻得通红,帽子上一圈白,不知道等了多久。看见我,咧嘴一笑,没说话,走过来把我的包接过去,往肩膀上一甩。

“走,上车。”

我就跟着他走了。

那个人,叫张伟。

后来有人问我,你俩咋就走到一块儿了?

我说不上来。

他就是那种人——话少,活多。头一回到他的景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库房里堆着成山的羊肉,每一箱都印着“安塞地椒羊肉”几个字。他打开灯,说:“这都是咱的。”

然后又带我去看他的加工车间,从分割区走到包装区,边走边说:“这地方,你想咋用咋用。地椒羊的牌子,你想咋推咋推。”

我说:“你就不怕我把你折腾黄了?”

他愣了一下,笑了:“黄了再干呗。”

那一笑,我记到现在。

后来我们有了共同的念想——塬上风物。他说:“咱安塞的东西,得让更多人知道。”我说:“那咱就一起干。”没签合同,没办公证,就凭一句话。

可我们也吵架。

吵得最厉害那次,话都说绝了。我说他太闷,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他说我太急,恨不得今天定的活今天干完。摔了电话,几天没联系。

后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没写啥,就是把这些年想说的话都写了。写我当初为啥离开北京,写我在火车上一夜没合眼,写我在安塞过的那个年,写他半夜开车送药的那个晚上。

他回了我四个字:

兄弟情义。

就这四个字。

送药那事,得好好说说。

有一回我发烧,躺在二舅家炕上,浑身滚烫,烧得迷迷糊糊。他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大半夜开车过来,拎着一兜子药,往炕沿一坐。

“你睡你的,我看着。”

我迷迷糊糊睡了一觉,醒过来,他还坐那儿。窗外天都亮了,他靠着墙,眯着眼。手里还攥着我喝完药的空杯子。

听见动静,他睁开眼,问:“好点没?”

我说:“好点了。”

他说:“那就行。”站起来,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爸又犯病了,他弟打电话找他,他没接。第二天回去,被他妈骂了一顿。

他没跟我说过这事。

他爸瘫痪十三年了。

十三年前,张伟还在西安开着大酒店,生意红火。他爸脑梗倒下那天,他连夜赶回安塞。医生说,醒过来的希望不大,就算醒了,也得人伺候一辈子。

他弟还小,家里就他一个顶梁柱。

他做了个决定:西安的店,交给别人管;安塞的事,自己扛。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能出远门。不管多忙,每天晚上必须回家——给他爸翻身、擦洗、喂药。十三年,四千多个夜晚,他从没在外头过过夜。

有一回我问他:“累不累?”

他说:“他是我爸。”

就这四个字。

后来我才知道,他爸躺在床上这十三年,吃喝拉撒全靠他和他妈。他弟帮衬着,但主心骨是他。饭店的事、加工厂的事、地椒羊的事,全得挤在白天干完。晚上九点,雷打不动回家。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大年三十那天,我一个人在暖窑。

二舅家那孔窑洞,就我一人。窗户上贴着窗花,是二舅妈剪的。炕烧得热热的,煤油灯点着,火苗一窜一窜的。我趴在炕上写方案,写脚本,写直播话术。窗外是陕北的黄土,窗里是那盏忽明忽暗的灯。

正写着,门推开了。

张伟拎着一袋子羊肉,一瓶子酒,站在门口。

“走,回家过年。”

他说的“家”,是他家。

到他家的时候,他老婆已经把饭摆好了。一桌子菜,热气腾腾的。他给我倒酒,说:“在这儿,你就是家里人。”

那顿饭,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吃完饭,他说:“你坐着,我进去看看。”

他端了两碗饺子,进了里屋。那是他爸他妈住的地方。

我跟在门口,没进去。

就看见他跪在地上,把饺子放在床头。他爸躺在床上,说不出话,眼睛却望着他。他妈坐在旁边,抹眼泪。

他跪在那儿,低着头,忽然就哭了。

不是那种嚎啕,是憋着声的那种,肩膀一抖一抖的。他一边哭一边给他爸擦嘴角,说:“爸,儿子没出息,让您躺了十三年……”

我站在门口,眼泪也下来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个男人,每天笑眯眯地跟我说话,每天闷着头干活,每天想着怎么把地椒羊卖出去,让农户多挣点钱,原来心里压着这么重的东西。

十三年,四千多个夜晚,他没跟任何人抱怨过一句。

后来有一回,我俩又在那盏煤油灯下坐着。

我问他:“你爸躺了十三年,你一个人扛着,不累吗?”

他看着灯,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说:“我爸年轻时比我苦。他把我养大,供我上学,我才有今天。他现在躺下了,轮到我伺候了。这是本分。”

我说:“那你哭啥?”

他说:“哭自己没本事。要是早几年把地椒羊做起来,多挣点钱,给他请个好护工,他能舒服点。”

我说:“你十三年来每天晚上回家伺候,还叫没本事?”

他说:“那是我该干的。”

就这七个字。

二月二十二,暖窑那天。

唢呐在窑洞顶上吹,面向着沟壑。上百个牧羊人坐上席,胸前别着红绶带。李殊老师来了,民歌王来了,乡亲们都来了。

那天晚上,人都散了,就剩我俩。他又点了那盏煤油灯,我俩对坐着。

他说:“那天在暖窑磕头,我说金石为开,你说明青木为盟。我当时没听懂,但觉得对。”

我说:“金是硬东西,要人炼。木是软东西,要人扶。咱俩凑一块儿,刚好了。”

他听了,半天没吭声。

然后端起碗,跟我碰了一下,一口干了。

我跟他之间,从来没有“借”和“还”这两个字。

他给我啥,我接着——他给的羊肉,他给的酒,他给的“你睡你的,我看着”。我给他啥,他也接着——我写的方案,我熬的夜,我从北京一趟一趟往陕北跑。

接着就接着了,谁也不记账。

他文化不高,认字不多,但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我给他写的策划方案,打印出来厚厚一沓,他翻了两页,抬头看我:“这能行?”

我说:“能行。”

他就把方案往桌上一放,说:“那就干。”

从那以后,该投钱投钱,该备货备货,该出人出人。他从来没问过“万一不成呢”。

我心里清楚,他不是不担心。他是认定了,就不回头。

有一回,我俩又在那盏煤油灯下坐着。他忽然问我:“你那趟火车,啥时候到的?”

我说:“腊月十九,清早五点半。”

他说:“冷吧?”

我说:“冷。”

他说:“站台上就你一个人下车?”

我说:“就我一个。”

他想了想,说:“往后别一个人了。”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又说:“这地方,你啥时候来,都有人接。”

十一

现在我还是从北京往陕北跑。

每次走的时候,心里都揪着——我父母八十九了。我不敢回头看,怕一看就走不动了。

可到了安塞,看见他站在那儿等着,心里又踏实了。

有一回他难的时候,加工厂资金周转不开,急得嘴上起泡。我没问他缺多少,也没说“我帮你”,就是该干啥干啥,策划照做,直播照上,该卖力一点没少卖。

后来他缓过来了,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在,我心里就有底。”

就这一句,够了。

十二

有人问我,你俩咋就成了兄弟?

我想了想,说:

有些人,不是用话说出来的,是用事做出来的。

我累的时候,他啥也不说,把事儿接过去自己扛。他难的时候,我也不问,该干啥干啥。后来他缓过来了,只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在,我心里就有底。”

就这一句,够了。

那天在暖窑,他点了那盏灯。火苗一窜一窜的,映得人脸发烫。

他说:“咱俩往后就是一根藤上的瓜。”

我说:“分不开的。”

说完了,就真的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