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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高明:不刮台风,只下三年毛毛雨

毛泽东,在处理党内作风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并不主张动不动就掀起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更倾向用长期、持续的说理批评,逐步化解问题,这套思路在1957年整风酝酿阶段,有着很直白的表述,不刮台风,下毛毛雨,吹微微风,慢慢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清理掉。


建国之后,国内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新的问题慢慢显露出来。党掌握全国政权,大批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一部分人慢慢滋生官僚主义,对待群众用命令主义,做事脱离实际,主观主义抬头,党内宗派主义也有所表现。不少干部习惯战争年代的斗争模式,遇到矛盾就想着用强硬压制的办法处理问题,不懂得怎么用说理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的分歧。

国际上也接连出现动荡,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思想混乱,紧接着波兰、匈牙利先后爆发事件,群众不满集中爆发,演变成流血冲突。这些现实案例,给中国共产党敲响警钟,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内部矛盾,小问题也会不断积累,最后演化成激烈对抗。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不能照搬对敌斗争那一套手段来对待自己同志和普通群众。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份讲话后来在6月19日于《人民日报》正式刊发。敌我矛盾要用专政、强制的手段解决,而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不能用强制压服,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式,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路子,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最后达到新的团结。

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参会的不光有党内干部,还有大批文教、科学、新闻领域党外人士。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到即将开展的全党整风。他讲,过去搞思想改造,是大革命式的急风暴雨,那种方式分清敌我很有效,但是拿来处理人民内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就不合适。对付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要搞大民主,大民主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人民内部要搞小小民主,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慢慢把作风上的弊病吹掉。


之后到山东济南开会讲话,他又再次重申这套想法,不要刮台风,不要搞一阵狂风大雨,大雨落下来,雨水直接流走,土地吸收不进去,思想上的问题也是同理,一阵轰轰烈烈过去,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要靠持续不断的细雨,慢慢渗透,一面坚持日常工作,一面开展学习和批评,不把工作停下来专门搞运动,一边生产建设一边整顿作风,不把人一棍子打死,允许犯错的同志认识、改正自身问题。

这个设想不是凭空来的,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经形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路线盛行,处理党内分歧奉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随便给同志扣帽子,很多忠于革命的干部遭受打击,给革命事业带来很重损失。吸取过去的教训,延安整风不搞简单的处分批斗,重点放在打通思想,分清路线是非,把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过来,只对极少数不可救药的人做组织处理。


到建国以后,这个思路延续下来。三反运动的时候,虽然也要处理贪污腐化分子,但中央也强调要给犯错干部留出路,要搭梯子,不能把人逼到绝路。毛泽东多次提醒,运动不能伤人太多,要吸取历史教训,不能把对敌斗争的手段挪到处理内部问题上面。

按照最初的规划,1957年整风,就是落实这套“下毛毛雨”的设想。1957年4月27日中央正式发出整风指示,整风的对象锁定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欢迎党外人士给党提批评意见,不强迫民主党派参加整风。初衷是希望大家敞开讲真话,通过批评发现工作当中的漏洞,改进党的作风,化解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积累下来的隔阂,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整个过程和风细雨,边工作边整顿,长期持续地慢慢推进。


但是事态的发展,没有完全按照最初设想的路径走。整风开始之后,极少数右派分子借大鸣大放的机会,公开发表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央判断敌我矛盾重新凸显,于是反右派斗争大规模铺开,原本计划和风细雨的整风,转向疾风暴雨式的斗争,原先“毛毛雨下个不停”的设想,没有能够完整落地执行。

即便后来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依旧没有否定区分两类矛盾这个基本判断,也没有完全抛弃说理教育的思路。只是现实的社会环境,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很多设想很难原原本本落地。


回顾这段历史,“不刮台风,下毛毛雨”,核心是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处置手段,思想作风层面的问题,不靠短期轰轰烈烈的运动去压服,依靠长期常态化的批评教育,慢慢浸润,促使干部自我反思、自我修正。当然,这套方式只适用于人民内部,对于敌对势力,依旧要坚持坚决斗争。

处理内部矛盾,分清对象、分清问题性质,不用一种模式套用所有情况,这是从大量正反两方面历史教训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不管局势如何变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依旧是观察和处理社会矛盾时重要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