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被荷兰情报部门远程监控的iPhone,屏幕上闪过一个迪拜银行账户。账户里的钱,不是来自中东,而是从阿塞拜疆汇入。更让人停下来多看两眼的,是这本书披露的时间点:这一切发生在库什纳担任白宫高级顾问期间。
一个没有正式职务、没有经过参议院确认的人,手机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账户?而在他离开白宫六个月后,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又为什么把20亿美元交给了他刚成立的投资公司?这两个问题,一本新书和一份国会调查记录,各自给出了部分线索。
“志愿者”的手机屏幕
2026年10月,调查记者马修·科尔的新书《王子与窃贼:贾里德·库什纳与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重塑中东的秘密计划》由《名利场》刊出节选。
书中的核心叙述来自荷兰国防情报与安全局的一次行动:荷兰方面通过一名变节的俄罗斯黑客,获取了库什纳iPhone X的屏幕截图,进而发现他用这部手机登录了一个位于阿联酋的银行账户。
按照书中的描述,这个账户在2017年前后开始收到来自阿塞拜疆一家银行的大额资金,总额约7.5亿美元。账户的所有者并非库什纳本人,而是一家阿联酋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但库什纳是账户的签字人,理论上可以动用里面的钱。
书中还提到,另有一个账户与沙特方面有关,资金规模约10亿美元,被存入以色列央行的一个账户,书中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此知情并曾建议库什纳这样操作。
书里引用了一位据称了解库什纳与阿联酋之间安排的人士的说法:“贾里德在外交上找捷径”,他向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承诺,如果对方出钱,他会在特朗普面前推动对方的议程。
书中的核心逻辑并不复杂:这些资金被描述为一种“外交润滑”,而库什纳的角色,相当于用个人可触及的账户,替一段没有正式职务授权的关系提供操作空间。
库什纳的反应非常快,也非常直接。他在X上发文,称《名利场》刊登的内容是“令人愤慨且断然虚假的指控”,“完全疯狂,从未发生过”。他提出的核心质疑是证据:作者没有提供任何银行对账单、电汇记录、账号或交易日期,来支撑这些指控。
他还强调,在相关时间段里,他接受了多次国会调查和特别检察官调查,提供了超过30小时的证词,而这些指控从未在这些调查过程中浮出水面。
这里需要做一个清晰的区分:书中的指控目前没有被任何法院或官方调查确认为事实,库什纳的律师也否认他与阿联酋慈善机构或该账户存在关联。
但这并不意味着围绕库什纳资金关系的公共记录是一片空白。恰恰相反,另一条有官方文件支撑的时间线,在几年后独立地浮出了水面,并且和书中的时间背景形成了某种耐人寻味的衔接。
二十亿美元:有记录的那一部分
2021年1月21日,特朗普政府结束的第二天,库什纳在特拉华州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Affinity Partners的投资公司。六个月后,这家新公司获得了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PIF)20亿美元的投资,这笔钱构成了Affinity当时管理资产的绝大部分。
这件事之所以进入国会视野,不是因为某本书,而是因为一份有据可查的内部审查记录。PIF有一个专门筛选投资的顾问小组,在库什纳这笔交易提交时,该小组列出了多项反对理由:Affinity基金管理团队“缺乏经验”;尽职调查发现该基金的操作“在所有方面都不合格”;
拟收取的资产管理费“似乎过高”;以及库什纳此前担任特朗普高级顾问所带来的“公关风险”。然而,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领导的PIF董事会,在几天后推翻了顾问小组的意见,批准了这笔投资。
2022年6月,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卡罗琳·马洛尼向库什纳发出信函,要求提供文件,调查的核心问题是:他是否“不正当地利用政府职位从沙特政府获取数十亿美元”,以及他的个人财务利益是否影响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中东政策。
这封信本身不是定罪,但它标志着国会对同一类资金关系的正式审视,而这类审视所指向的时间段,与书中描述的账户活动存在重叠。库什纳方面对沙特投资的解释一直是:这是一笔正常的商业交易,他本人没有问题。
真正值得留意的地方,不在某一次转账
把新书的指控和已有的公开记录放在一起看,最值得琢磨的并不是某一个账户的具体金额,而是一个结构性的缝隙。库什纳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拥有极高的外交参与度:中东和平进程、与海湾国家的关系、甚至与俄罗斯的接触,都出现过他的身影。
但与此同时,他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政府工作,从而绕开了要求正式政府雇员披露财务信息的规则。一个深度参与外交决策的人,其个人财务的可见度,低于一个普通的参议院确认官员。
书中引用的一位消息人士的说法,点出了这个缝隙的含义:如果把库什纳当作一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来看,在总统批准和国会知情的条件下维持秘密外国账户,或许可以被归入职务行为的范畴;
但库什纳不是那个职位,他没有经过参议院确认,也不向国会委员会汇报。他的监督者,按书中原话,只有他的岳父。
这并不意味着书中的每一项指控都已被坐实。库什纳的否认是明确的,证据的公开程度也确实有限。
但沙特20亿美元投资这条有文件记录的时间线说明,即使抛开新书的争议性叙事,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仍然摆在桌面上:当一个人以非正式身份深度介入外交,而其个人商业利益在离开政府后立即与同一批外国政府产生大规模交集时,现有的审查和披露机制,是否足以让公众看清中间那条线?
这个问题,不需要依赖任何一本书的结论,它已经写在国会的调查信和PIF的内部会议记录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