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比张学良聪明百倍！同被蒋介石软禁，唯有他全身而退，结局太圆满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除夕。
南京傅厚岗的夜色像一块浸透了冷水的旧棉布，沉甸甸地压在屋顶和树梢上。远处零星有几声爆竹响，响过之后，四周反而更静了，静得能听见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枯枝被风折断的声音。
卫立煌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中央日报》，报纸上的铅字一行行跳进眼里，又一行行滑出去。辽沈战役结束已经两个多月了，报纸上还在连篇累牍地骂“东北剿总指挥无能”。他翻到第二版，把报纸合上，搁在桌角，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又停住了。
里屋传来妻子韩权华收拾碗盏的细碎声响。今天晚上，他让厨房多做了几个菜，把门口站岗的宪兵和屋里值守的特务都请到前厅吃饭。桌上摆了酒，是存了多年的洋河大曲。他亲自出去敬了一杯，说大过年的，诸位弟兄辛苦了，今晚不必拘束。
特务头子姓赵，是个瘦脸汉子，平时话不多，眼睛却毒，卫立煌每天什么时候上厕所他都有记录。今晚赵特务接过酒杯时迟疑了一下，说卫将军客气了，兄弟们在执行公务。卫立煌笑了一声，笑得像随口吐出一口烟：“赵组长，我卫某人在你们眼皮底下关了大半年，连大门都迈不出去，今晚除夕，你们喝杯酒，还能误了什么事？莫非信不过我？”
赵特务看了一眼桌上冒着热气的红烧肉和整只盐水鸭，喉结上下动了一下。宪兵排长是个年轻人，已经自己倒了第二杯。卫立煌又补了一句：“喝完了，牌也可以打两圈，我在书房看书，哪儿也不去。”
他转身回了书房。身后传来椅子拉开的响声和酒盏碰在一起的脆声。
卫立煌翻开一本书，是《史记》的《淮阴侯列传》。他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耳朵在听院里的动静，心在算时辰。韩权华端着一碗汤进来，放在桌角，没说话，只是把一件灰扑扑的粗布长衫搭在椅背上，又退了出去。
这件长衫是三天前她亲自去城南一个旧衣铺买来的，回来后在煤炉边熏了一整夜，把新布的火气熏掉，又用砂纸在袖口和领子处轻轻磨出毛边，看上去像一件穿了七八年的旧衣裳。她还准备了一贴狗皮膏药，和一把从厨房拿来的剃刀。
卫立煌抬头看了妻子一眼。她比他小六岁，抗战胜利那年嫁给他，满打满算，安稳日子没过上三年。她从前在北平念书，学音乐，手是弹钢琴的手，嫁给他以后，学会了在夜里替他剪电话线之前先把铜丝缠在筷子头上，学会了把重要信件藏在米缸底下，学会了在特务面前不动声色地笑。
“道然和道蕴呢？”卫立煌低声问。
“都睡下了。我跟他们说，爸爸今晚要出远门，明天早上看不见爸爸，不要哭。”韩权华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寻常事，可她的下嘴唇在微微发抖。卫立煌伸出手，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掌心里。她的手冰凉。
“权华，”他说，“我走了以后，你带着孩子先去上海，找谢副官。他会安排你们坐船到香港。如果……如果路上出了岔子，你就去苏州我表弟家躲一阵，不要回安徽，也不要去找南京任何熟人。”
韩权华点了点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一颗，落在卫立煌的手背上。她没有擦，也没有出声。
卫立煌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院子里，宪兵和特务们已经喝开了，有人划拳，有人笑骂，酒气混着菜香从门缝里飘进来。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九点四十分。
他回到桌边，拿起剃刀，对着墙上那面模糊的玻璃镜，一点一点把嘴唇上的胡子刮干净。刮下来的胡茬他包在一张旧报纸里，塞进口袋。然后他撕开膏药，贴在自己右边脸颊上，膏药的药味很冲，正好盖住剃须水的味道。他穿上那件粗布长衫，把腰带系紧，又把一顶旧毡帽扣在头上，帽檐压到眉毛以下。
韩权华站在门口，看着他。他走过去，在她额头上轻轻碰了一下嘴唇。她的额头有股肥皂的干净味道。
“告诉孩子们，爸爸去给他们买糖炒栗子。”卫立煌说。
韩权华忍不住笑了一下，笑得满脸是泪。
他推开书房后窗。后窗外是一条窄巷，巷口停着一辆黑色雪佛兰，熄了灯，像一块蹲着的石头。司机老周是跟了他十二年的老人，忠心不二。卫立煌翻出窗台，脚落在巷子里的碎砖地上，膝盖震得一麻。他拍了拍衣摆，低下头，不紧不慢地朝巷口走去。
走到巷口时，迎面过来一个提灯笼的巡夜警察。警察看了他一眼，见是个贴膏药的乡下老头，随口问了一句：“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卫立煌弯了弯腰，嗓子里挤出一点含混的合肥土腔：“老总，俺侄女在城南害病，家里捎信来，俺去看看。”
警察挥了挥手：“快走吧，今晚路上不太平。”
卫立煌道了声谢，钻进黑车后座。老周没回头，踩下油门，车子朝上海方向驶去。
车子经过挹江门时，卫立煌从后窗望出去，看见城楼上挂着的青天白日旗被风卷成一团，在黑暗里辨不清颜色。他忽然想起另一个人。
那个人这会儿也在被软禁着，在台湾新竹的井上温泉。那个人曾经是三十万东北军的少帅，曾经在西安华清池扣下蒋介石，逼他抗日。那个人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时候，所有人都劝他不要去，他说：“我做的事我负责，我送蒋先生回去。”这一送，就是五十四年。
卫立煌和那个人喝过酒。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在西安摆了一桌“群英会”，招待蒋方的高级将领。席间张学良喝了不少，拍着卫立煌的肩膀说：“俊如，你是靠打仗起家的，我敬你。”宴后张学良亲自开车，把卫立煌和陈继承送回住处，车开得飞快，陈继承吓得脸发白，卫立煌坐在后座笑，说少帅这车技，比打仗还猛。
那时候的张学良三十六岁，意气风发，眼睛里有光。卫立煌比他大四岁，已经打了二十年的仗，从安徽合肥的穷小子打到陆军中将，见惯了生死，也见惯了人心。他当时就觉得，张学良这个人，太真，太直，太重义气，在蒋介石那样的棋盘上，活不长。
果然，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一下飞机就被扣了。卫立煌听到消息时正在河南前线，他沉默了很久，对身边的副官说了一句：“汉卿把命交出去了。”
副官问：“那蒋先生会放他吗？”
卫立煌没有回答。他心里清楚，蒋介石这个人，你可以跟他打仗，可以跟他谈条件，甚至可以跟他翻脸，但你不能让他觉得你捏住了他、又主动松开手。你松手的那一刻，他就认定你软弱可欺。张学良错就错在，他把一场兵谏当成了一次江湖义气，以为送蒋回南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在蒋介石眼里，那叫“送上门来”。
卫立煌不送。他在东北跟蒋介石吵了几个月，蒋介石要他打通沈锦线，把主力撤到锦州，他坚持守沈阳。两个人电报往来，措辞一次比一次硬。卫立煌知道蒋介石在暗中让廖耀湘和范汉杰分他的权，他假装不知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惨败，蒋介石要找人背锅，一纸“撤职查办”把他带回南京。卫立煌踏进家门的那一刻就明白，自己走进了一个笼子。
但他跟自己说：笼子有门，门是活的。
他在软禁中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妻子把家里所有蒋介石题赠的字画都收进箱底，摆在客厅里的换成了一幅普通山水。第二件事，是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在院子里散步，让特务记录他的作息，记录得越无聊越好。第三件事，是等。
等什么？等蒋介石自己出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新华社公布了四十三名国民党战犯名单，卫立煌排在第十三位。消息传到南京，特务们看他的眼神反而松了一些。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人咬他“通共”，说他给八路军拨粮拨弹，说他抗战时跟朱德、彭德怀往来密切。现在共产党把他列为战犯，这个“通共”的帽子反而戴不稳了。卫立煌看到报纸时，在书房里独自坐了很久。他知道这份名单意味着什么——共产党在告诉他：你不在我们这边，但你也不必替蒋介石陪葬。
真正让他看到门缝的，是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的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为了做出“释放政治犯”的姿态，下令撤走卫宅门口的宪兵。宪兵撤了，特务还在，但压力小了一大截。卫立煌的大儿子卫道杰找到程思远，程思远又去找李宗仁，李宗仁一句话没多问，写了一张条子。卫立煌拿到条子时，知道时机到了。
除夕是最好的日子。中国人过年，天大的事也要放一放。特务也是中国人。
车子在沪宁公路上颠簸了半夜。卫立煌缩在后座，帽檐遮住半张脸，膏药味混着车厢里的汽油味，熏得他有点犯恶心。天蒙蒙亮时，车子到了上海郊外。老周把车停在一个僻静的巷口，卫立煌下车，换了一辆事先安排好的三轮车，坐到苏州河边的码头。码头上早有一个穿棉袍的中年人等着，是谢副官。谢副官看见他，没叫“将军”，只低声说了句：“船票买好了，英轮，下午三点开。”
卫立煌在码头附近一间小客栈里坐到下午。他不敢睡，靠在床栏上闭目养神。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是韩权华和两个孩子。道然才六岁，道蕴七岁，都不是他亲生的，是他第三位夫人朱韵珩留下的孩子。朱韵珩一九四〇年在成都因医疗事故去世，临终前拉着卫立煌的手，说不出话，眼睛看着两个孩子。卫立煌说：“你放心，我养。”后来韩权华嫁过来，把两个孩子当自己亲生的一样疼。卫立煌有时候想，自己这一辈子打了那么多仗，胜仗败仗都打过，最对得起人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孩子养大了。
上船的时候，暮色已经漫上黄浦江。卫立煌混在一群跑单帮的商贩和探亲的百姓中间，走上跳板。海风咸湿，吹在贴膏药的脸上，痒得难受。他伸手想揭，又忍住了。进了船舱，找到自己的铺位，把包袱往枕头底下一塞，躺下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船开了。他听见汽笛声，听见江水拍打船舷的声音，听见隔壁舱里一个婴儿在哭。他翻了个身，面朝舱壁，眼泪忽然涌出来，止也止不住。他没有出声，只是把脸埋在包袱里，肩膀轻轻抖了一阵。
他想，自己算是跑出来了。可汉卿还在井上温泉钓鱼呢。
卫立煌到香港后，住在铜锣湾一个不起眼的公寓里。深居简出，不照相，不赴宴，连理发都是让理发师上门。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不少，他不敢大意。有时候在阳台上站一会儿，看见街上穿中山装的人走过，他都会退回屋里。
韩权华带着孩子是半个月后到的。进门那一刻，道然扑过来抱住他的腿，喊“爸爸”，他蹲下去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一句话说不出来。韩权华站在门口，瘦了一圈，眼睛红红的，笑着骂他：“你倒是走得干净，满屋子的特务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赵组长气得把酒杯都摔了。”
卫立煌嘿嘿笑了两声，说：“那杯酒，他喝得也不亏。”
在香港的日子，物质上不愁，精神上却像悬在半空。他每天看报纸，看解放军一路南下，看南京总统府换了旗，看蒋介石退到台湾。他也看台湾的报纸，看张学良的消息。消息很少，偶尔有一两条，说“张学良仍在幽居中”，配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的张学良坐在河边，手里拿着一根钓竿，人胖了，也老了。
卫立煌把那张报纸剪下来，夹在书里。他对韩权华说：“汉卿这个人，太认死理。他到今天还觉得自己对得起蒋先生。”
韩权华问：“那你呢？你对得起蒋先生吗？”
卫立煌想了想，说：“我替他打了半辈子仗，忻口、中条山、滇缅，我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把我关起来，我跑，我也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打仗是打仗，命是命。我不能拿命去给他背黑锅。”
一九五五年春天，卫立煌和韩权华从香港回到大陆。火车到北京站的时候，站台上有人接。他看见欢迎的人群里有一张熟悉的脸，一时想不起是谁，对方先开口了：“俊如兄，一路辛苦。”
是周恩来。卫立煌走上前去，两只手握在一起。他忽然想起一九三八年访问延安时，周恩来请他吃饭，桌上有一碗红烧肉，周恩来自己不吃，把肉都拨到他碗里，说“卫将军在前线辛苦，多吃点”。十七年了。
回到大陆后，卫立煌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很少公开露面，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读书看报。有人来拜访，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不谈台湾的事，不谈蒋介石的事。偶尔有人提起张学良，他会沉默一会儿，然后说：“汉卿要是当年不送蒋先生回南京，历史可能不一样。”
一九六〇年一月，卫立煌病逝于北京，享年六十三岁。葬礼上，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韩权华站在墓碑前，想起十七年前南京那个除夕夜，他贴着一脸膏药翻出后窗的样子，忽然觉得那一夜好像就在昨天。
而此刻的台湾新竹，张学良还在井上温泉的院子里坐着。他面前摆着一根钓竿，一壶茶，和一本翻旧了的《明史》。有人告诉他卫立煌去世的消息，他沉默了很久，把钓竿从水里提起来，看了看空空的鱼钩，又放回去。
他说：“俊如比我聪明。”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轻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山里的风把茶烟吹散了，井上温泉的水面平静得像一块磨了五十年的旧铜镜，映着天上的云，映着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也映着一个三十六岁就被关进笼子、再也没有真正走出来的人。
卫立煌跑出去的那一年，五十二岁。他跑到香港，跑了五年，然后回到大陆，当了副主席，葬进八宝山。他的结局算不算圆满，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但至少，他死的时候，身边有妻子，有儿女，有自己选的路。张学良活到了一百岁，可那五十四年，他是数着院子里的落叶过的。
卫立煌在软禁时，书房里一直放着一本《史记》。他最爱读《淮阴侯列传》，韩信功高震主，被刘邦从齐王贬为淮阴侯，软禁在京城。韩信不甘心，整天发牢骚，最后死在吕后手里。卫立煌读到韩信之死时，在书页边上用铅笔写了四个字——
“何必当初。”
他说的不是韩信。他说的是所有把自己交出去、等着别人发落的人。
韩权华后来整理遗物时，看到这四个字，铅笔迹已经模糊了。她把那本书合上，放在骨灰盒旁边，轻声说了一句：“你跑出来了，你比他们都聪明。”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