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斌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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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管不落（管不下，管不了），留下通城一只角。”

这句在江西省修水县白岭镇民间口耳相传的俗语，如一根纤细却坚韧的丝线，牵引着通城与修水两地交融的过往，也暗藏着通城立县之初的历史伏笔。它直白地道出了宋熙宁五年（1072年）之前，通城隶属于崇阳县时的尴尬处境——崇阳幅员辽阔，治理难以周全，地处西南一隅的通城，便成了那块“管不着”的边角之地。而这份“管不着”的背后，是通城百姓长期以来的不便与诉求，宋代文豪黄庭坚在文中将这份民情精准概括为“民病于隶崇阳”，寥寥数字，道尽了当时通城百姓的迫切期盼——另立新县，直隶武昌府。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朝廷体察民情，于熙宁五年下旨，割崇阳西南三乡，正式设立通城县，归鄂州直接管辖。自此，通城告别了依附崇阳的历史，开启了独立建制的千年征程。截至今日，通城建县已历953载，相较于我们修水晚了272年——修水古为艾侯国、艾县，文脉绵长，而通城虽起步稍晚，却在一代代贤吏的耕耘下，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教兴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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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赣交界，山水相依。湖北省通城县与江西省修水县白岭镇、全丰镇仅一山之隔，幕阜山脉的余脉蜿蜒相连，滋养着两地同源的民俗与人文。两地方言相通、习俗相近，百姓往来频繁，通婚联姻甚多。然而，当我们翻阅两县史志，却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通城县人氏在修水史志中留下的笔墨寥寥无几，而通城县志中，仅记载了一位修水人氏的文章，便是宋代“江西诗派”鼻祖、修水先贤黄庭坚所写的《鄂州通城县学资深堂记》。这篇跨越千年的记文，不仅是两县文脉交融的见证，更承载着通城初建时期的教化初心，今日，我们便循着这段历史，探寻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回望通城千年文脉的源头。

通城建县之初，百废待兴，亟需一位贤明能干的县令奠定根基，而安徽六安人曹登，便成了这份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他是通城建县后的第一任县令，字子渐，以严谨勤政之名，被载入通城史册。新县初立，人心未稳，基层治理混乱，曹登深知“民安则政兴”，上任伊始，便将“安定民心、理顺吏治”作为首要之事。他轻徭薄赋，安抚流民，厘清基层权责，短短数月，便让动荡的通城趋于安宁，流亡外地的百姓纷纷归来，为新县的发展筑牢了根基。

在政务步入正轨后，曹登并未止步于“安民生”，更着眼于“兴文脉”。他深知，一个地方的长久兴盛，离不开教化的滋养，而儒学便是滋养民心、凝聚民魂的根基。于是，他选址于山水向阳、风光清幽之地，亲自督办，修建孔庙、筑造学舍，正式创办通城县学——这是通城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曹登也因此成为通城文教的“开山第一人”。遗憾的是，学宫刚刚建成，各项教化举措尚未全面推行，曹登便奉命离任，未能亲眼见证通城文风昌盛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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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任后的曹登，仕途一路顺遂，凭借其卓越的治政能力，于元祐九年（1094年）升任江南西路南安军（今江西大余）知军，元符三年至崇宁二年（1100—1103年），又出任广南东路潮州知州（今广东潮州）。在潮州任上，他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深受百姓爱戴，最终入祀潮州贤守祠，成为北宋时期闻名的地方良吏。虽未能在通城久留，但曹登播下的教化种子，却在这片土地上悄悄生根发芽，为后世通城的文教兴盛埋下了伏笔。

令人惋惜的是，曹登之后的几任县令，皆无他的远见卓识，反而急功近利、贪墨懈怠。他们不顾百姓疾苦，一味向百姓放贷收息、摊派繁重徭役，甚至将克扣用工结余的钱财当作自己的政绩，全然忘却了为官初心。每年春秋丁日，朝廷规定需祭祀先圣孔子，这些官吏却只是草草走个过场，礼毕即散，毫无敬畏之心。久而久之，通城陷入了政弛事废、文教荒堕的困境，刚刚起步的县学日渐萧条，曹登的兴学之志，险些被岁月淹没。直到邹余、吴履中相继出任县令，才重拾曹登的初心，接续他未竟的文教事业。黄庭坚在《鄂州通城县学资深堂记》中特意感慨：即便曹公早去，其兴学之功未堕，是通城文教之始——这既是对曹登的赞誉，也是对后续贤吏的期许。

在接续曹登事业的贤吏中，江西宜黄人邹余，便是其中的关键一人。

邹余，字损道，元丰年间进士，学识渊博，心怀苍生，上任之时，见通城文教凋敝，心中甚为忧虑，立志重振县学、教化民心。他深知，兴学必先得贤师，于是四处寻访，得知“艾城”有一位名唤戴舆的老者，年高德劭，精通经学，学识渊博且品行端正，便备足书信与厚礼，亲自派人前往聘请。关于戴舆的家乡“艾城”，历来颇有争议，有说为修水县渣津镇龙岗坪——此地曾是古艾侯国、艾县的治所，两千年来皆为赣西北重镇，文脉深厚；也有说为永修县的艾城镇，甚至另有其他说法，需进一步挖掘史料，方能考证其确切所在。

戴舆受邀而来后，以其深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行，很快赢得了通城士大夫与百姓的敬重，成为当地士人的榜样。邹余见县学讲堂仅能供众人聚集讲学，却无一处可供贤师安居休憩之地，便感慨道：“讲堂适合众人聚集讲学，却不适合日常安居休息。让贤明的师长退居此处，和普通学子混住在一起，我担心师长无法安心治学。”于是，他借助百姓的余力，在县学旁修建了一座雅致的堂屋，取名“资深堂”——“资深”二字，既寓意着学识的深厚、教化的深远，也寄托着邹余对通城文教“深耕不辍、源远流长”的期许。据史料记载，资深堂始建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是通城最早的讲学休憩之所，后经重修，更名为“青阳书院”，延续着通城的教化文脉。

资深堂建成后，通城的文风悄然转变。曾经忙于耕作、目不识丁的百姓，纷纷放下农具、拿起书本；曾经游荡无业、无所事事的青年，也告别闲散，前来县学求学，求学之风日渐兴盛。没过多久，通城的民风也随之改善，家中亲人朝夕相处，皆懂得敬重长辈；乡里邻里往来，皆懂得尊老敬长；即便在喧嚣的集市、广阔的田野之间，人们见到身着儒衣的读书人，都会恭敬肃立，不敢有丝毫怠慢。老人们看着这一切，无不感慨万千，相互说道：“耗费我们的钱财成就子弟，辛劳我们的气力安顿贤老，这都是教化的功劳啊！”这朴素的话语，道出了教化对人心的滋养，也印证了邹余兴学之举的深远意义。

邹余离任后，接替他出任县令的，是江西临川人吴履中。吴履中与邹余志同道合，同样心怀百姓、重视教化，他施政以爱民为本，处理政务条理清晰，尤其注重培养读书人。他上任后，迅速整顿刑狱诉讼，做到公正平和、赏罚分明，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但他却谦逊地说：“这些事普通官吏也能做到，不足为道。”在他看来，真正的善政，是让百姓明事理、有学识，是让通城的文脉得以延续。

于是，吴履中效仿邹余，再次备礼寻访贤师，最终聘请了海昏人李亮采前来执教。海昏是西汉古县，隶属于豫章郡，其管辖地域大致相当于北宋时期的建昌县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永修县及周边地区，这片土地自古以来便是文风昌盛之地，贤才辈出。李亮采便是这片土地上的贤才，他刻苦治学，品行高洁，一心等待朝廷举荐，同时也致力于修身立德、感化他人。接到聘请后，李亮采欣然应允，吴履中便与他明确分工：“您主管教学教化，悉心培育学子；我负责地方政务，全力保障民生。”

此后，李亮采在县学与资深堂中潜心执教，以渊博的学识浇灌学子，以高尚的品行感染众人，学子们无不敬爱他、追随他。吴履中则在处理完公务后，常常来到资深堂中，与李亮采、学子们从容讲学论道，或探讨经义，或畅谈时政，或交流治学心得，终日勤勉不辍。他还亲自督办，修补县学与资深堂的破损之处，完善教学器具，让学子们能够安心求学，让贤师们能够潜心讲学治学。在吴履中的推动下，通城的文教事业愈发兴盛，县学之中人才济济，文风郁然，曹登的兴学之志，终于在邹余、吴履中的接续努力下，得以发扬光大。

邹余在任时，便十分喜爱资深堂这片地方。每至晨昏夜晚，他常常与戴舆先生对坐堂中，煮茶论学，观天上明月高悬、星汉灿烂，听熏风穿过庭院，送来花香，心境澄澈而安宁。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如此雅致的资深堂，如此有意义的教化之地，却没有一篇名人撰写的记文来记述其始末、彰显其价值，总显得不够完美。于是，邹余提笔给远在他乡的黄庭坚写信，言辞恳切地请求他为资深堂作记。彼时，黄庭坚身居要职，事务繁忙，接到书信后，虽有心应允，却始终未能抽出时间动笔，此事一搁，便是数年。

邹余离任后，吴履中接任县令，他深知邹余的遗憾，也深知资深堂对于通城文教的意义，于是再次提笔给黄庭坚写信，重申了为资深堂作记的请求。这一次，黄庭坚终于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仔细阅读了邹余、吴履中两位县令的来信，以及他们附寄的关于通城县、县学及资深堂的详细资料。他被两位县令接续兴学、教化民心的赤诚所打动，也被通城百姓求学向善的热忱所感染，于是在千里之外的任所，挥毫泼墨，写下了《鄂州通城县学资深堂记》这篇文章。

此处需稍作赘述，通城县当时隶属于鄂州，但此鄂州并非今日的鄂州市，而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大州，州署设在今武汉武昌地区，管辖范围极为广阔，包括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江夏区）、武昌县（今湖北省鄂州市的鄂城区、华容区、梁子湖区）、嘉鱼县、蒲圻县、咸宁县（今咸宁市咸安区）、崇阳县、通城县等地，而长江对岸的汉口、汉阳，则归汉阳军管辖。黄庭坚在记文中冠以“鄂州”二字，正是遵循了当时的行政区划，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佐证。

黄庭坚的这篇记文，并非简单的景物描写或事迹记述，而是以资深堂为载体，阐述了“教化为本”的理念，赞扬了曹登、邹余、吴履中三任县令兴学重教的功绩，也勉励通城学子潜心治学、修身立德，追求“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的治学境界，字字珠玑，意蕴深远，成为通城文教史上的不朽篇章。

时光流转，岁月沧桑。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更迭，曾经的通城县学与资深堂，早已在风雨侵蚀中化为尘埃，了无踪迹。据通城县志记载，资深堂在明代便已倾圮，未再复建，仅留下文字记载，供后人凭吊。但那些埋藏在岁月深处的故事，那些贤吏们兴学重教的赤诚，那些通城百姓求学向善的热忱，却从未被遗忘。

通城建县近千年，曹登、邹余、吴履中三任贤吏接续兴学的功绩，和黄庭坚的千古墨香，早已一同载入通城县志，镌刻在通城的历史长河之中。它们不仅是通城千年文脉的源头，更是滋养通城后人的精神养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通城人，传承先贤之志，深耕教化之路，努力拼搏、奋勇前行，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续写着地域文化的光辉篇章，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026年5月18日

附：《鄂州通城县学资深堂记》

通城县学宫资深堂，前县令临川邹君余损道之所作也。

通城，故崇阳之聚也。民病于隶崇阳，求专达于武昌。故熙宁五年，诏割崇阳之三乡为通城县，以六安曹君登子渐为令。曹君为吏严，能知所先后。其作邑，民劝趋之。官府足以鸠民，则致力于学宫。因其溪山之阳，作夫子庙，爰及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兴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

由是阅数令，方贷民出子钱，并役兼任，而藏其雇庸之奇以为最。岁上丁释奠，府吏执事趣如令则止。及令东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时，病其邑子之不学，颇理曹君之绪，执经以待问，而士不至。虽然，曹君之功不遂隳堕，亦王君之力也。

邹君始下车，闻艾城戴君舆耆艾有德而明经术，以书币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邹君曰：“讲堂者，利于群居而不利于燕居。使贤者退而与诸生杂处，吾惧贤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余力而作斯堂。于是投耒耜而挟书，弃惰游而受业者日至焉。顷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贵老，出入于其乡者知尚齿，于市于田，见儒衣者皆肃然。父老乃相与叹曰：“毁我财而成我子弟，劳我力而逸我耆老，盖学之功耶！”

继邹君者，临川吴君履中与权。吴君发政甚爱民，而论政先养士，其狱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于是复以书币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应之，则与李君分职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学以待举，修己以致人，士皆乐好之。吴君公事退，则来燕于此堂，左经右律，靡日不勤。凡宫室不能风雨，器用不可荐羞，皆弥缝补苴使无憾。于是通城之学，可以责士之不来，而士得师友，并兴于学矣。夫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灭德，放贫为滥，强有力者嚚，柔良者不立，岂独民之罪哉？长上不劝学也。今自曹君以来，有劝学之心，而犹待四人，然后其政行，善政之难也如此夫。

昔者邹君甚爱斯堂，尝以书抵京师，求予记之。会予不暇，及是吴君为之请焉。予谓邹君者，名斯堂不空语，诸生从事焉，不可不知也。

浅闻寡见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于道，故学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见异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趋下流而失其本，资之不深也。今夫水，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学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邹君之意，以晓诸生。若夫挈楹计工，述其襟带溪山之观，则非两令之属予者，故不书。

【作者简介】

周斌，1962年6月出生，江西修水人。江西书院研究会会员、东华理工大学修水创新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顾问。作品散见有关平台及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