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天津。一个谣言，点燃了整座城。
那年春夏之交，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中国幼童因瘟疫流行接连死去，短短时间内死了数十人。尸体被草草掩埋在河东荒野，甚至出现一棺二三尸的惨状，鹰啄狗刨、惨不忍睹。更致命的是，天津城里同时流传着“教堂拐骗儿童、挖眼剖心入药”的传言。加上法国传教士在当地强拆民房建教堂、网罗地痞恶霸欺压百姓，积怨早已深埋。
端午前后，乡民抓获了几名迷拐幼童的案犯，其中一人是法国天主堂教徒。谣言与愤怒交织，数千人涌向望海楼教堂。
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到教堂对质——结果证实“教堂指使迷拐”纯属谣言。可就在这时，法国领事丰大业赶到，不分青红皂白拔枪射击，打伤了刘杰的随从。
这一枪，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愤怒的民众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随后冲入教堂，杀死了2名神父、10名修女、多名法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馆以及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被付之一炬。
消息传出，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联合抗议，军舰直逼大沽口。
清廷慌了。慈禧点名让曾国藩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此时曾国藩已年近花甲，身体孱弱多病。他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临行前给儿子曾纪泽写下遗书：“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又说：“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
到了天津，曾国藩面临的是一道无解题。战？大清刚打完太平天国和捻军，国库空虚、军力疲惫，拿什么跟七国联军打？和？杀了几十个洋人，法国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他选择了“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只求尽快达成妥协。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处死民众20人（实际执行16人），充军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黑龙江；赔偿各国白银近50万两；派崇厚去法国“谢罪”。
消息传开，舆论炸了。
京城的士大夫骂声一片。湖南同乡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百姓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曾国藩自己在日记中苦涩写道：“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他写信给朋友，反复写下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对外，愧对天下人的议论；对内，愧对自己的良心。
一个立志要做“圣人”的人，一夜之间成了举国唾骂的“卖国贼”。这种打击，比死更残忍。
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天津教案导致的精神打击。那之后不到两年，1872年3月12日，这位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在抑郁中病逝。
他一生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力挽狂澜。梁启超赞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可世人记住的，却是天津教案那个“屈辱求和”的背影。
一百多年过去了，关于他的争议从未停止。
有人说他是“卖国贼”——杀自己人讨好洋人。有人说他是替罪羊——弱国无外交，他不过背了清廷的锅。有人说他晚节不保——一代完人，最后摔在了最不该摔的地方。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国运衰微的夹缝中，那个拖着病躯、写好遗书、明知会身败名裂却依然踏上赴津之路的老人，至死都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
他只是默默写下了那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然后，带着一生的清誉，和一生的骂名，一起入了土。
（全文完）